復興和教會歷史
    傳道事工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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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道事工的成長」,教會歷史主題

    「傳道事工的成長」

    傳道事工的成長

    19世紀末,後期聖徒實行多重婚姻所招致的敵意日升,使得傳道事工進展困難。許多國家的政府都對後期聖徒傳教士加以限制。惠福·伍會長在1890年發布正式宣言後,多重婚姻告終,接著他也重振教會主要分布於美國、歐洲及太平洋島嶼的各傳道部。1到了1910年代,傳道部在拉丁美洲和日本陸續開啟,並擴展到東加和其他太平洋島嶼。從那時起一直到20世紀結束,傳道事工有了大幅的成長。

    重整傳道部

    教會成立後的數十年間,教會各傳道部沒有嚴格的地理疆界,也不一定由正式召喚的傳道部會長來督導。到了惠福·伍擔任總會會長的時期,教會領袖已設立了定義更明確的傳道部,設有總部辦公室、會長,以及更清楚的疆界。這些傳道部發揮了教會單位的功能,傳道部會長不僅負責督導傳道事工,在尚未建立錫安支聯會的地方,他也要管理分會。2

    從1850年代起,婦女得以陪伴去傳教的丈夫到傳道區,並從事居家及教育上的服務。3有些傳道部會長請求能有宣講福音的女性傳教士,而總會會長團在1898年核准了這項請求。不久之後,就開始有婦女收到正式的傳道召喚、接受按手選派,並進行公開傳道。事實證明,姊妹傳教士是教會的極佳代言人,尤其是在歐洲,因為當時一般大眾對聖徒早先實行多妻制一事仍舊十分反感。4

    British Mission. 1906 (Grant/Smith)

    約瑟F.·斯密會長和禧伯·郭長老於1906年與不列顛傳道部的傳教士合影。

    第一代的傳教士日漸年長,很難在離家傳教的同時供應家人所需,因此,教會領袖開始調整傳道的召喚和程序。1870年代的傳教士多半超過40歲並已婚,不過,到了20世紀的頭十年,大多數的傳教士是20出頭到25歲左右的單身人士。在19世紀,多數傳教士持有麥基洗德聖職的七十員職位。51900年之後,持有長老職位的男性成為傳教士的主力。傳教服務的時間一般從一年到三年都有,端看服務的地點和傳教士的狀況而定。不過,到了20世紀的前幾十年,兩年的傳道服務已然成為標準。6

    1890年至1930年間,教會逐漸轉變,不再進行廣泛的聚集,即幫助後期聖徒從家鄉遷移到美國西部各地。7在1910年代之前,每年大約有2,000名教會成員移民到猶他及鄰近區域,到了1945年已經降到每年不到300人。8此項改變讓傳教士有了新的目標:他們不再鼓勵及幫助歸信者持續不斷地前往錫安,反而將工作重點放在建立國外的錫安支聯會。傳道部的領袖開始將傳道部劃分為「地帶」和「地區」,通常與支聯會及支會的疆界相同。

    全球擴展及傳教士計畫

    20世紀傳道部數量的增長有兩個因素。首先,傳道部中的分會和支聯會數目增多時,教會領袖經常會劃分出更多的傳道部。其次,使徒會前往願意接受後期聖徒進行傳教的國家,為傳播福音的目的奉獻那些地方,因此開啟新的傳道區。到了1940年代,歐洲、南北美洲、太平洋諸島,以及部分亞洲地區,已有40多個傳道部,由傳道部會長督導管理。第二次世界大戰減緩了傳道部的擴展速度,不過,即使有許多後期聖徒男子受徵召入伍服役,傳道事工仍然繼續進行。戰後,後期聖徒美軍(有時包括女性軍人)協助將教會帶進他們駐紮的國家,或在當地重建教會,特別是在日本、韓國、菲律賓、越南,以及泰國。9

    [Gordon B. Hinckley and USS Kitty Hawk servicemen's group members 1964 Apr. 15]

    1964年,戈登·興格萊長老與小鷹號(Kitty Hawk)軍中小組成員,在香港南遠東傳道部會長公館外合影。

    在20世紀上半葉,由約瑟F.·斯密、禧伯·郭,以及大衛奧·麥基等總會會長主導,傳道事工的行政作業漸由教會總部集中處理。使徒們在1900年成立一個傳道委員會,將傳道事工制度化,而在接下來的30年中,由一位總會傳道祕書負責委員會成員與傳道部會長之間的通訊往來、處理傳道召喚,並協助安排傳教士的交通事宜。1935年,教會成立「電台、公關及傳道文宣委員會」,由剛傳道返鄉的戈登·興格萊擔任執行祕書。在20多年的時間裡,興格萊在鹽湖城擔負起日益繁重的文書和行政工作,最後,在各個不同的傳道委員會於1951年整合為單一的傳道部門之後,由他擔任主管。到了1960年代,傳道部門開始針對傳道相關人員的輪替、旅行簽證的取得、傳道部會長及傳教士的傳道服務準備,以及課程編製等,採行一套簡化且統一管理的計畫。10

    19世紀的傳教士並未採用一致的方式宣講福音,卻會運用經文以及頗受歡迎的傳道傳單或小冊子來教導。隨著時間過去,傳道部會長開始制定更為標準化的教導方式。在20世紀初期,教會各傳道部之間流通著各式各樣的方案,然後在1930年代發行了一本手冊。1952年,教會的傳道委員會編製了一套新課程,用來訓練傳教士教導準歸信者(即「慕道友」)福音,利用這個「統一系統」的課程,在慕道友家中教導福音原則,以及邀請他們受洗並在支分會中服務。11

    A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in San Antonio

    墨西哥傳道部在1921年出版的傳道小冊子。

    傳教士的年齡越趨年輕化後,提供訓練來幫助他們準備好傳道的需求也增加了。楊百翰專校從1880年代開始設有傳教士準備課程,猶他和愛達荷的其他高等教育機構後來也跟進。從1925年開始,鹽湖城的「傳教士之家」為即將出發的傳教士提供一週的訓練。長久以來,學習外國語對傳教士來說一直是項挑戰,而傳道部會長多半會自行擬定語言訓練策略。1961年,楊百翰大學開始了傳教士語言訓練計畫。不久後,教會領袖即召喚一位傳道部會長主導該計畫,並為需要學習語言方能服務的傳教士開設了語言訓練傳道部。1978年,「傳教士之家」關閉,語言訓練傳道部所在地重新命名為傳教士訓練中心。12即將出發的傳教士大多都被派往傳教士訓練中心。在那裡,他們除了接受外國語訓練之外,也接受其他全面的訓練。有更多的訓練中心按照傳教士訓練中心的模式成立,到了2000年,全球已有十幾所訓練中心。13

    Language Training Mission, BYU 1964

    位於楊百翰大學的語言訓練傳道部大樓外觀,攝於1964年。

    大步向前

    在大衛奧·麥基會長和繼任之總會會長的領導下,傳道部繼續擴張成長。在1950和1960年代,大衛奧·麥基極力倡導教會全體參與傳道事工,並提出「每位成員都是傳教士」這個口號。他也派遣使徒開啟更多國家的傳道事工,並將傳道部組織中的報表、計畫和標準,都予以系統化。14在1970和1980年代,賓塞·甘呼籲成員更積極參與傳道事工,並且對教會在全球的成長潛力有更遠大的目標。在他的任內,全部時間傳教士的人數大幅成長,也針對宣講福音的方式進行鉅細靡遺的檢討和改善。甘會長將宣講福音指定為教會的三大使命之一。15

    在1990年代及2000年代初期,戈登·興格萊會長指示進行課程更新,最終出版了宣講我的福音。書中教導模式的基礎為個別傳教士更高的靈性和能力。162012年,多馬·孟蓀會長宣布降低男性及女性從事傳道服務的最低年齡限制,傳教士人數因此急遽上升。不到一年之後,總會會長團宣布成立58個新傳道部,使得傳道部總數達405個,這也是教會有史以來單次擴增最多運作中傳道部的創舉。17傳道部一直不斷地演變,有時會在教會領袖的指示下合併或整合,但都是為了要履行經文中的命令,將福音傳給全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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