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神在掌舵
「今晚到我家來，我給你聽一個東西。」十六歲的何穆特·修本納低聲對他的朋友卡爾-海因茨·史涅比說。那是1941年夏天的德國漢堡，一個星期日晚上，這兩位男青年正和分會一起參加聖餐聚會。
十七歲的卡爾-海因茨在分會裡有很多朋友，但他特別喜歡跟何穆特在一起。何穆特很機伶、自信，聰明到卡爾-海因茨給他起了「教授」這個外號。他對教會的見證堅定、忠誠，可以輕鬆地回答有關福音的問題。因為他的母親工作時間很長，所以他和外公外婆住在一起；他們也是分會的成員。他的繼父是名狂熱的納粹分子，何穆特不喜歡與他共處一室。1
那天晚上，卡爾-海因茨悄悄進了何穆特住的公寓，發現他的朋友正在低頭研究一台收音機。「收得到短波。」何穆特說。大多數的德國家庭都有納粹政府提供的廉價收音機，頻道較少，收訊也不良。但是何穆特的哥哥在德軍服役，開戰第一年，納粹軍隊攻佔法國後，他便從法國帶回這台高級收音機。2
「這台收音機聽得到什麼？」卡爾-海因茨問道，「法國？」
「對，」何穆特說，「還有英國。」
「你瘋了嗎？」卡爾-海因茨說。他知道何穆特對時事及政治很感興趣，但是在戰時收聽敵方廣播，可是會讓人進監獄，甚至被處死的。3
何穆特遞給卡爾-海因茨一份他寫的文件，上頭都是大不列顛和蘇聯的戰事捷報。
「你哪裡拿到的？」卡爾-海因茨讀完那張紙後問道，「這些不是真的吧！上面寫的跟我們這邊的軍事廣播說的完全相反。」
何穆特沒說什麼，只是關掉燈，轉開收音機，但保持小音量。德軍一直都在干擾同盟國的訊號，但是何穆特架起了自製天線，所以這兩個男孩可以聽到被禁的廣播，而且還是遠自英國傳來的。
時鐘一指到十點，一個聲音劈啪地在黑暗中響起：「英國廣播公司倫敦站德語新聞報導。」4節目中討論了德國最近在蘇聯發動的一次攻擊。納粹報紙的報導指出這是場勝利的戰役，完全沒有提及德國的損失，英國人則不加掩飾地報導同盟國和軸心國各自的傷亡人數。
「我很確定他們在說實話，而我們在說謊，」何穆特說，「我們的新聞報導聽起來都是在自吹自擂——很多是政府的宣傳。」
卡爾-海因茨嚇到了。何穆特常說不能相信納粹，他甚至會和教會的大人討論政治，講過這個話題。但是卡爾-海因茨一直不願意相信這位青少年朋友的話，寧願相信政府官員的說詞。
現在看來，何穆特自始至終都是對的。5
1941年12月7日，池上吉太郎和家人在夏威夷檀香山京街的一間小教堂裡，等待日語主日學開始上課。吉太郎剛開始和其他日裔美藉聖徒一起上課時，參加的人數很少。但是四年前，日語傳道部在夏威夷成立，日語主日學的數目成長，光是檀香山就有五班。吉太郎是京街主日學的督導。6
今天早上來上課的人比平常少。他們等待著聚會開始之際，繼任希爾頓·羅伯森擔任日本傳道部會長的傑伊C.·簡森，衝進了屋裡。「日本正在襲擊珍珠港。」他說。
吉太郎的臉上頓失血色。「糟了，」他說，「這不是真的吧。」7
吉太郎雖然出生在日本，但從小就住在美國，他的兒女也都在美國出生。想到自己的祖國竟攻擊他和家人安居的國家，令他深感不安。8
那天早上八點，簡森會長正在珍珠港附近參加另一個日語主日學班級；珍珠港是市區附近的一個大型美國海軍基地。外頭，飛機正排成陣仗來回飛著，有些還投下了炸彈。他以為是美軍在進行演習訓練，所以對這些騷動沒有多想什麼。不過，他回家時，妻子伊娃奪門而出，告訴他珍珠港遭到攻擊了。
他懷疑地打開收音機，證實她說得沒錯。「不要上街！」播音員警告說。日本軍機還在空中盤旋，不斷投下炸彈。但是他和簡森姊妹很擔心吉太郎和他的主日學，於是他們趕緊去了京街。
「快回家找掩護躲起來。」簡森會長告訴吉太郎。班級迅速解散，每個人都逃離了那棟建築物。沒過多久，一枚炸彈便落在僅僅一百公尺外的地方，好幾棟建築都著火了。9
隨後幾天，美國向日本及其盟友德國宣戰，結束了美國在這場戰爭的中立地位。政府在夏威夷嚴格執行戒嚴令，不僅關閉公立學校、審查報紙，還檢查所有寄出的郵件。各島上，人人都必須遵守宵禁，但非美國公民的日本人必須在每晚八點前回家，比其他居民早一個小時。政府也禁止民眾在公開場合使用日文。10
這段期間驟變的家庭生活，讓吉太郎十五歲的兒子大衛心神不定。「每天都死氣沉沉的，」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好希望能再上學。」他試過要去學校，把他在圖書館借的書從儲物櫃中拿出來，但士兵封鎖了道路。
島上的居民很擔心日本之後會再度來襲，於是開始建造小型的地下防空洞，躲避敵人的炸彈攻擊。吉太郎和妻子松江請大衛幫他們在後院蓋一個防空洞。他們在聖誕節前一個多星期開始挖防空洞的壕溝。這是個既辛苦又緩慢的工作，清除地上的石塊尤其困難。招募更多幫手後，他們一家終於在聖誕節當天早上蓋好了防空洞。
苦差事結束了，讓大衛鬆了一口氣，但他還是無法享受其餘的假期。「戰爭讓人沒有過節的心情。」他難過地寫道。11
轟炸已經過了幾個星期，沒有再發生其他攻擊，不過，仰望天空，還是會忍不住找尋有著上升朝日標記的日本軍機。12
在德國，一個星期日的晚上，卡爾-海因茨·史涅比和魯迪·沃比正在等待何穆特·修本納抵達漢堡分會，參加聖餐聚會。13過去幾個月來，卡爾-海因茨和十五歲的魯迪都在協助何穆特在城內散發反納粹傳單。何穆特是分會文書，所以家裡有一台分會的打字機，讓他可以寫信給後期聖徒士兵。他也經常用這台打字機製作傳單，放上大膽聳動的標題，像是「政府沒告訴你的事」或「殺人魔希特勒！」14
散發傳單是叛國罪，得處以死刑，但這些男青年到目前為止都躲開了有關當局的耳目。然而，何穆特今晚沒出席聚會令人十分擔心。卡爾-海因茨在猜他的朋友是不是病了。聚會如常進行，然後分會會長，也是納粹黨員的亞瑟·贊德，請會眾在閉會祈禱後不要離席。
「我們分會的成員何穆特·修本納，已經被祕密警察逮捕了，」贊德會長說，「我只有片面的資訊，不過我知道跟政治有關。我只知道這樣。」15
卡爾-海因茨和魯迪眼神交會。坐在他們周圍的聖徒都驚訝地開始竊竊私語。不論是否贊同希特勒，許多人還是認為自己有責任尊重政府及法律。16他們知道只要有一個分會成員公然反對希特勒，不論有多英勇、多麼立意良善，都可能將他們全體置於險境。
卡爾-海因茨的父母在回家的路上，討論著心中的疑惑，不知道何穆特到底做了什麼，卡爾-海因茨什麼也沒說。他、魯迪和何穆特都發了誓，如果其中一人被捕，那人要承擔所有的責難，不能供出其他人的名字。卡爾-海因茨相信何穆特會遵守他們的約定，但是他很害怕。祕密警察向來以嚴刑逼供囚犯來取得資訊而聲名狼藉。17
兩天後，工作中的卡爾-海因茨去應了門。兩名穿著皮革大衣的祕密警察探員秀了識別證給他看。
「你是卡爾-海因茨·史涅比嗎？」其中一人問道。
卡爾-海因茨回答是。
「跟我們走，」他們一邊說，一邊領他坐上一台黑色賓士車。在後座，卡爾-海因茨很快被擠在兩位探員的中間，而車子正駛向他的公寓。他們質問他時，他試著避免說出會讓自己被定罪的事。
終於抵達卡爾-海因茨的家後，他很慶幸父親在工作，母親也去看牙醫了。探員在公寓裡翻箱倒櫃、打量床底，搜了一個小時，但卡爾-海因茨一直很小心，沒有帶任何證據回家，所以他們什麼也沒找到。
但是，他們沒有讓他離開，卻把他帶回車子裡。其中一名探員說：「如果你說謊，我們會把你打到皮開肉綻。」18
那天晚上，卡爾-海因茨被送到了漢堡郊區的一座監獄。他被帶進牢房後，一位拿著警棍和手槍的監獄官打開了門。
「你為什麼會在這裡？」監獄官問。
卡爾-海因茨說他不知道。
監獄官用鑰匙環打他的臉。「你現在知道了嗎？」他大吼。
「長官，我不知道，」卡爾-海因茨驚恐地回答，「我是說，長官，我知道！」
監獄官又打他，這次卡爾-海因茨痛到屈服了，他說：「有人說我聽了敵方的廣播。」19
卡爾-海因茨希望能平安、安靜地度過那個晚上，但是監獄官一直猛然開門，把燈打開，然後強迫他跑到牆邊背出自己的名字。他們終於將他留在一片漆黑中時，他已累到雙眼灼熱，但是卻睡不著。他想起父母，想著他們一定很擔心。他們知不知道他現在是名囚犯？
卡爾-海因茨身心俱疲，便將臉埋在枕頭裡，哭了起來。20
1942年2月，艾美·里曼坐在燈光昏暗的鹽湖大會堂裡，面對著麥克風，準備為慈助會成立一百週年錄製特別的信息。只有幾個人在場目睹她錄音，而她在擔任慈助會領袖的三十年中，有許多公開演講的機會，但這是一個全新的經驗，她很緊張。21
艾美在1940年1月1日接受按手選派為總會慈助會會長，就在禧伯·郭中風的幾個星期前。從那時起，郭會長的健康持續改善。22然而，全球民眾的安全與福祉卻從未像現在這樣岌岌可危。英國、美國、蘇聯、中國等同盟國家聯手對抗德國、義大利、日本及其盟友的勢力之後，戰火幾乎已燒遍世界各角落。23
美軍正整裝待發前往海外作戰，美國政府則要求大後方的國民藉著犧牲來支援戰爭。總會會長團在一月宣布，慈助會等教會組織應取消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國所有的支聯會大會，以減少支出並節省燃料。24
艾美就是因為這樣才要錄下她的信息，而不是親自去演講。她和慈助會的其他領袖原本預定在1942年3月舉行一場盛大的百年慶典，紀念第一個慈助會在納府成立。慈助會也計劃在四月舉行為期三天的大會，贊助九場名為婦女世紀之光（Woman’s Century of Light）的歷史劇表演，並在大會堂舉辦一場由一千五百名「歌唱的母親」演出的音樂會。25
這些活動取消後，總會慈助會理事會鼓勵各支分會自行舉辦小型聚會，並考慮種植一棵「百年紀念樹」，作為慶祝該事件的替代方式。26
理事會也決議將艾美的演講以及郭會長的一段簡短信息錄在一張十二吋的唱片上，寄給美國、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所有慈助會。因為戰爭，不太容易寄唱片給其他國家的婦女，但慈助會計劃一旦情況改善，就寄出去。27
艾美演講的時候到了，她口齒清晰地對著麥克風說話。「雖然戰爭晦暗的陰影籠罩著許多國家，」她說，「但是這一百歲的生日並沒有被遺忘。」她接著談起慈助會的偉大事工、服務和信心的歷史，以及當前的挑戰。
「我們在1942年展開慈助會的新世紀之際，」她說，「卻發現整個世界動盪不安。顯然地，各地的人民都必須作出犧牲——這些犧牲的方式和程度是許多人想像不到的。」
「在這考驗時刻，慈助會婦女不會力不勝任，」她繼續說，「她們也絕不會懷疑，知識與和平終將戰勝無知與戰爭。」28
艾美演講完後，很感謝能夠傳達信息給住在數千公里外的婦女；即使在和平時期，這些婦女也無法參加鹽湖城的大會和歷史劇。
艾美原本以為全教會在1942年都會為慈助會歡欣慶祝，但這一年卻註定要成為犧牲、受苦和承擔新責任的一年。不過，她在向慈助會婦女傳達的信息中，還是敦促她們要信賴主，為祂的偉業努力。
她說：「讓我們在今天重新承諾去從事自己的特別事工和使命，並推動我們的主和夫子耶穌基督的福音。」29
與此同時，在德國的提爾西特，二十一歲的海爾嘉·麥瑟斯為戰爭提供後援的方式，就是在星期日教會聚會的空檔，送脆皮奶酥蛋糕給士兵，還有去探望傷患。有一天，她去附近的醫院探病時，認識了一位名叫葛哈德·伯斯的後期聖徒士兵。不久後，她就開始收到一封封他寄來的信。
他們只見過一次面，但葛哈德卻邀請海爾嘉到他的家鄉和他的家人共度聖誕節。起初，她覺得不應該接受這項邀請。後來，和她一起在當地眼鏡店工作的弟弟齊格弗里德讓她改變了心意。「他們是教會的成員，而且他們邀請你了，」他說，「為什麼不去呢？」30
於是海爾嘉去了，而且認識了葛哈德的大家庭，十分開心。這個年輕人顯然傾心於她，但是她不覺得他們的關係可以進一步發展。31面對戰爭和不確定的未來，年輕人常常倉促成婚。如果海爾嘉也這麼做，她和葛哈德可能在一起沒多久，他就會被派回前線。戰事發展對德國並不利。希特勒在1941年6月入侵蘇聯，但在聖誕節前的幾個星期，蘇聯軍隊和俄羅斯嚴酷的寒冬讓納粹在莫斯科節節敗退。32
海爾嘉回到提爾西特不久後，收到了葛哈德一封信，他在信中向她求婚。她在回信中開玩笑地拒絕了他的求婚。但是，他在下一封信中向她保證他是真心的。「我們訂婚吧。」他寫說。
海爾嘉一開始不太願意，但最後還是接受了他的求婚。她喜歡葛哈德，也很欣賞他。他在十一個孩子中排行老大，不僅孝敬父母，也對教會忠誠。他還受過良好的教育，充滿抱負，而且歌聲優美動聽。她可以預見他們倆的幸福生活。
不久之後的一個星期日，海爾嘉從教會聚會回家後，在信箱裡發現葛哈德發來的一封電報。他已經被徵召回前線，火車在前往蘇聯的途中，恰巧會經過提爾西特。葛哈德想在火車站和她會面，然後到鎮上結婚。
想到要獨自前往車站去見一名士兵，讓海爾嘉很難為情，於是她請她的朋友懷爾桃陪她一起去。在約好的那一天，她們在車站的一群士兵中找到了葛哈德。他看來很高興見到她，但是她只簡單地和他握手問候。海爾嘉接著轉身找懷爾桃，或許是希望她能化解這個尷尬的重逢，但是懷爾桃已經不見蹤影了，留下了他們倆。
葛哈德獲准在提爾西特停留幾天，他的單位則會先開往前線。1942年2月11日，他和海爾嘉前往法院結婚。街上雖冷，卻景色宜人，走在路上，可以聽到腳踩在積雪上的清脆聲響。在法院裡，分會中的親朋好友都前來參加他們的結婚儀式。
接下來的星期日，葛哈德在教會獨唱。提爾西特分會中的許多男丁已被徵召入伍，所以分會人數少了很多。德國入侵波蘭後沒多久，海爾嘉的父親就被徵召入伍，不過此時他已退役返家。但是，她的弟弟齊格弗里德則已到可上戰場的年紀，另一個弟弟亨利很快也會到達役齡。
葛哈德的歌聲令海爾嘉十分感動。聖詩的歌詞提醒著這個小分會：「人生歡愉轉眼即逝，真正喜樂難能可貴。」
聚會結束後，海爾嘉送丈夫到火車站，然後兩人便道別了。在一個半月中，葛哈德幾乎每天都會寫信給她。然後，在他停止寫信的幾個星期後，她收到消息，得知他已在戰役中陣亡。33
那年四月，在聖殿廣場的會議廳中，路賓·克拉克會長站在參加總會大會的一小群觀眾面前。由於交通限制，只有總會持有權柄人員和支聯會會長團親自出席大會。住在猶他州和鄰近區域的聖徒可以收聽廣播，等到這些演講刊登在教會大會報告並發行後，住在更遠地區的聖徒才讀得到。而住在一些戰事頻繁國家的聖徒，將完全無法取得這些演講。不過，克拉克會長覺得，他代表總會會長團傳達信息的時候，應該直接對所有後期聖徒說話，不論他們住在哪裡。
「在現今的戰爭中，雙方陣營都有教會的義人陣亡，有些人為了自己的國家英勇殉職。」他聲明。34僅僅四個月前，他的女婿莫文·班寧在日本攻擊珍珠港時喪生。克拉克會長很愛莫文，待他就像自己親生的兒子一樣，莫文的死亡讓他悲痛萬分。儘管莫文的死令人難以承受，但克拉克會長在憂傷中得到聖靈的撫慰，他知道自己不能屈服於憤怒、怨恨或報復的情緒。35
「將仇恨種植在青少年和人民心中的人有禍了，」他說，「仇恨源自撒但；愛則出自於神。我們必須驅除心中的仇恨，每一個人都是，不要再允許仇恨進入我們的心中。」
他接著引用教義和聖約第98篇說：「所以，棄絕戰爭，傳播和平。」他聲明，各國之間的紛爭應該以和平的方式解決，「教會反對戰爭，是天經地義的事。」36
這場戰爭為世界各地的聖徒帶來憂傷和痛苦，也阻礙了教會的成長。上次的大戰之後，歐洲聖徒和在他們當中服務的傳教士，用了二十年的時間傳播福音和壯大教會，但現在有許多分會難以維持下去。
美國的聖徒也遭遇諸多挑戰，只是情況沒那麼嚴重。政府針對汽油和橡膠實施配給制度，限制了聖徒參加聚會的次數。年齡介於十八到六十四歲的所有男性，都必須登記入伍。沒過多久，能從事傳道服務的青年人數大減，教會領袖也將全部時間的傳道事工限於南北美洲和夏威夷群島。37
雖然總會會長團反對戰爭，但他們也了解後期聖徒有責任保家衛國。克拉克會長雖然在敵人的突襲中痛失女婿，但他也強調，戰爭兩邊的聖徒響應自己國家的徵召，都情有可原。
「這是一個全球性的教會。雙方的陣營中都有忠誠的教會成員，」他說，「兩邊都相信自己是在為家庭、國家和自由而戰。兩邊都有我們的弟兄奉同一位的名，向同一位神祈求勝利。不可能雙方都是完全正確的；也或許兩邊都有錯。」
「神會在祂認為適當的時間，憑藉祂的主權來判定這場衝突的是非公道，」他說，「神在掌舵。」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