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歷史
26戰爭的惡果


第26章

戰爭的惡果

圖像
多架納粹轟炸機在空中盤旋

1939年8月24日,即德國入侵波蘭的八天前,總會會長團命令英國、法國、西德、東德和捷克斯洛伐克傳道部的320名北美傳教士,就近撤離到丹麥、瑞典、挪威或荷蘭等任一個中立國。1那年夏天,使徒約瑟·斐亭·斯密正與妻子潔西在歐洲拜訪聖徒,便留在丹麥,協調傳教士從哥本哈根撤離。2

來自愛達荷州的二十三歲傳教士諾曼·西波德,當時在西德傳道部服務。他接到撤離的命令後,負責確保他所在區域的全部北美傳教士立即離開德國。然後,他沒有直接前往荷蘭,而是設法來到法蘭克福的傳道部會長公館。

諾曼到會長家時,發現他的傳道部會長道格拉斯·伍德正心急如焚。伍德會長先前已發出電報,指示全部傳教士開始撤離,但德國各地的通訊線路已經因超載而幾近癱瘓。只有諾曼和幾位傳教士證實收到了通知。更糟的是,荷蘭政府官員禁止任何非本國公民進入荷蘭,除非他們只是過境而已。因此現在有數十位傳教士,可能被迫滯留在西德,他們手中那張前往荷蘭的火車票根本無效,卻沒有錢購買另一張車票。3

伍德會長和妻子艾芙琳正準備離開傳道部會長公館,協助督導剛抵達公館的一群長老平安撤離,但他們需要有人留在德國,找到仍滯留在德國境內的傳教士。

伍德會長告訴諾曼:「你的使命就是找到他們,並確保他們平安離開。要完全聽從你的靈感。我們不知道這三十一位長老會在哪個城鎮。」4

那天深夜,諾曼搭乘一列擁擠的火車離開法蘭克福,火車沿著萊茵河向北駛去。他手中有幾張去丹麥的火車票,也帶了錢支援沿途遇到的傳教士——要是他知道去哪裡找到他們就好了。而且他的時間不多了。德國政府剛剛宣布,軍方需要鐵路運輸來載運士兵,因此對於計劃搭乘火車的一般民眾,將很快一票難求。

火車停在科隆市時,諾曼覺得應該要下車,便擠出了滿載乘客的車廂。車站裡擠滿了人,於是他爬上行李車,從那裡俯瞰人群。但是他一個傳教士都沒有看到。這時,他想起了「傳教士口哨」——這段來自聖詩「依義而行」的旋律,傳道部裡的每個人都耳熟能詳。諾曼沒有什麼音樂天分,但他還是噘起嘴唇,盡力吹出開頭的幾個音符。5

人們立刻注意到他,很快諾曼就看到一位傳教士和一位當地德國聖徒朝他走來。他繼續吹著口哨,這時有更多長老和一對年長夫婦傳教士也找到了他。他將這些傳教士送到安全的地方,然後搭上火車繼續前往另一個城市。

幾個小時後,諾曼在埃默里希市找到了更多傳教士。他把傳道部會長給他的錢轉交給他們,此舉引起了一位警官的注意,他似乎以為傳教士企圖從德國走私現金。警官要求他們把錢交出來,並說明他們在做什麼。諾曼拒絕合作,警官便抓住他,威脅要帶他去見市政當局人員。

諾曼通常會聽從警察的指示,但是他不想和這個警官進城。他說:「你最好放開我,不然就來打一架吧。」

這時,一群人圍了過來,警官緊張地看了一眼周圍的人群。他放開諾曼,把他帶到火車站的一位軍官那裡,要他說明自己的身分,以及他在做什麼。軍官聽了諾曼的話,看不出有什麼理由將他扣留,甚至還替他寫了一封說明信,如果路上還有其他人阻止他,就可以把信給他們看。6

諾曼繼續上路,每當感覺到聖靈的指示,他就下車來找傳教士。到了一個偏遠的小鎮,月台上幾乎空無一人,在那裡找傳教士似乎很愚蠢。但諾曼覺得自己需要下火車,因此他決定進城。不用多久,他就來到一家小餐廳,那裡有兩位長老正在喝蘋果汁,那是他們用口袋裡僅剩的錢買的。7

經過幾天的尋找,諾曼找到了十七位傳教士。為了前往丹麥,他和他的同伴們得搭乘被徵用載運士兵的火車,而且一路上要蒙混過列車長,躲開警察的注意。諾曼在德國入侵波蘭後的第二天到達哥本哈根,德國傳道部所有的北美傳教士都安然無恙。

隔天9月3日,法國和大不列顛正式對德國宣戰。8


禧伯·郭會長在1939年10月的總會大會上宣布:「威脅已久的可怕戰爭已經爆發。」幾年來,他一直帶著警覺和擔憂的心情,目睹希特勒帶領德國走上一條暴力、危險的道路,在世上帶來苦難和殺戮。現在,以納粹德國為首的軸心國,與英法兩國領導的同盟國陷入了戰爭。

郭會長對聖徒說:「神為戰爭感到憂傷,,並且將依照祂的旨意,對那些不義發動戰爭的人施予永恆的懲罰。」先知敦促世界各國的領袖,以及各地所有的人民,要尋求和平解決分歧的方法。

他說:「我們譴責一切戰爭的惡果——貪得無厭、悲慘、匱乏、疾病、殘暴、仇恨、不人道、野蠻,和死亡。」想到數百萬人正因戰爭而受苦和哀傷,令先知感到悲痛萬分。其中有成千上萬名後期聖徒,有些人已經陷入危險之中。他說:「我們熱切懇請教會所有的成員,去愛他們的弟兄姊妹和所有的人,不論他們是誰,身在何處,都要除去他們生活中的仇恨,讓心中充滿仁愛、耐心、恆久忍耐和寬恕。」9

在總會大會之後的幾個月裡,有關戰爭的思緒在先知的腦海中揮之不去。他在十二月時寫信給女兒瑞秋,談到不必要的死亡。他寫道:「這讓我心痛。主似乎的確應該除去地面上像希特勒這樣製造和發動戰爭的人。」10

1940年冬天,郭會長前往洛杉磯附近的印格塢,聖徒正期待在支聯會大會上聆聽他的演講。他抵達教堂時,覺得頭暈目眩,也很難開口講話。他雙腿不聽使喚地走下車子,勉強來到教堂門口。他在講台上就座後,暈眩的感覺很快就消失了。不過,他還是推掉了演講。

後來,他小睡了一下,感覺精神好多了,可以在接下來的午間大會上演講。他站在講台上,對聖徒發表了將近四十分鐘的演講。但是當天晚上,他幾次試著站起來,卻差點摔倒。第二天早上,他左側的身體變得麻木,左手臂無法舉起,左手的手指也不能動。他試著站起來,左腿卻全無力氣。他感覺舌頭腫脹,說話也變得口齒不清。

郭會長在親友幫助下來到附近的醫院,醫生發現他中風了。11接下來的幾個月,他留在加州,慢慢恢復了體力和行動的能力。醫生告誡他要多休息,飲食要更健康,也要避免任何劇烈活動。到了四月,先知的身體狀況好轉很多,可以回鹽湖城了。

他回去後不久,對女兒葛瑞絲說:「我一直按照醫生的吩咐,好好休息,但我不知道能堅持多久。」12


1940年6月28日,歐洲的戰爭似乎離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的聖徒還很遙遠。那天晚上,二十一歲的康妮·泰來聽到華格納的「結婚進行曲」響起,表示她踏上辛辛那提分會教堂走廊的時刻到了。教堂裡,親友齊聚一堂,慶祝她和保羅·班恩的婚禮。13

康妮和保羅訂婚剛滿一年不久。他們雖然想要印證在一起,但就像許多住在離聖殿很遠的後期聖徒夫妻一樣,他們決定先在教堂舉行民俗婚禮。14

康妮走到會堂的前方,看到父親坐在賓客中間。傳統上,在美國舉行婚禮時,會由父親帶著女兒走紅毯。但由於她父親行動不便,因此由她的哥哥米爾頓帶她走過紅毯。康妮很高興父親就在現場。她的教長祝福辭裡有一個應許,有一天父親會和她一起享有福音的祝福。那一天尚未到來,但是他在復活節星期日參加了一次聖餐聚會,那是個好兆頭。15

康妮走到會堂前方,站在保羅的身邊,他們的分會會長奧文·吉列姆主持儀式。對在場的許多人來說,今晚代表一個時代劃下了句點。除了下個星期日的聚會外,這場婚禮是辛辛那提分會最後一次在這座十一年前購置的小教堂裡聚會。這棟老舊建築已經不堪使用,因此這個不斷成長的分會最近賣掉了舊教堂,並在城北購置了土地,要建一座新教堂。16

第二天下午,這對新婚夫婦開著保羅父親的卡車,前往紐約州的尼亞加拉瀑布城。他們從家裡的雜貨店帶了三籃子食物、一些衣物和大約六十塊錢的現金。

康妮和保羅在途中參觀了嘉德蘭聖殿,這棟建築現在被用作耶穌基督後期聖徒重組教會的教堂。他們到聖殿時,大門鎖上了,但有個人拿鑰匙為他們打開了大門,讓他們自行參觀了一個小時。他們仔細參觀聖殿的每一個角落,包括尖塔在內,還在尖塔上遠眺,俯瞰一個多世紀以前,數百名忠信聖徒住過的小村莊。17

他們離開嘉德蘭後,前往下一站尼亞加拉瀑布城。這個度假小鎮是美加邊境上很受歡迎的蜜月勝地,但是歐洲爆發的戰爭讓大家都提高警覺。雖然美國還沒有參戰,但加拿大是英屬聯邦的成員國,在德國入侵波蘭後已經向德國宣戰。康妮和保羅在進入加拿大之前,邊境官員對他們嚴加檢查,以確定他們不是間諜。

夫妻二人遊覽了尼亞加拉瀑布後,便驅車前往一百六十公里之外紐約州的拋邁拉和曼徹斯特。18多年來,教會已在這片區域購得幾處歷史景點,包括克謨拉山、聖林,以及露西和老約瑟·斯密的木架屋。由於意識到這些景點在傳道事工方面的潛力,教會開放訪客參觀這些景點,並在路旁設立路標,宣傳該處的歷史意義和靈性重要。1920年代初期,在百翰·羅伯滋的指導下,教會在克謨拉山舉行過傳道部大會,並從那時起發展為向大眾開放的年度歷史劇。19

康妮和保羅在曼徹斯特時,在斯密家宅過了一晚,只花了一點費用。他們爬上克謨拉山,想著在此埋藏許久的金頁片。山頂上有一座新建的天使摩羅乃紀念碑,他們停下來拍照,一邊欣賞周圍的壯麗景色。後來,他們在聖林中漫步,感受那裡的神聖與美麗。離開之前,他們一起跪下獻上了祈禱。20

這對新婚夫婦短暫造訪了華盛頓特區,在一座1933年奉獻的雄偉大理石教堂裡,參加了一次聚會。1920年,使徒列德·斯穆特和一小群聖徒在當地成立了分會,自此後,教會在當地取得顯著的成長。事實上,就在保羅和康妮來訪前不久,使徒魯傑·克勞遜已經在華盛頓州成立一個支聯會,並召喚時年四十歲的泰福·彭蓀擔任會長。21

在華盛頓州逗留幾天之後,康妮和保羅回到辛辛那提,住進了一間會透入冷風的公寓,就在離班恩家雜貨店不遠的地方。他們幾乎花光了度蜜月的錢,但保羅還可以和他父親一起工作。再過幾年,等他們存到一些錢,就可以再出趟遠門,去鹽湖城和聖殿了。22


1940年12月的一個寒冷夜晚,在英格蘭西南部城市赤爾登罕的上空,不停傳來納粹轟炸機在天空盤旋的低鳴聲。納粹德國空軍(Luftwaffe)已經對大不列顛進行了六個月的無情空襲。空擊的重點首先是空軍基地和港口,但是轟炸機後來轉而對準倫敦及周圍的平民區。23赤爾登罕是個寧靜的地方,有多座美麗的公園和花圃,現在卻成了轟炸的目標。

五十五歲的奈莉·密道頓是位後期聖徒,和她六歲大的女兒珍妮佛住在城裡。為了準備好自己的住所來防禦空襲,她用做裁縫的微薄工資,在地下室一角設置了避難所,備有食物、水、油燈和讓珍妮佛睡的一張小鐵床。奈莉也按照政府的指示用網子罩住了窗戶,擋住攻擊時飛散的玻璃碎片。24

現在,炸彈在赤爾登罕的整個上空呼嘯著,然後轟隆一聲炸裂在地上。恐怖的聲響越來越接近奈莉的家,接著附近一條街上發生巨大的爆炸,她家的牆壁搖晃了起來,窗戶也震碎了,網子上布滿了像剃刀般尖銳的玻璃碎片。

早晨的城市街道上滿是瓦礫。這場轟炸造成二十三人死亡,六百多人無家可歸。25

奈莉和赤爾登罕的其他聖徒盡全力撐過攻擊後的日子。英國傳道部會長壽·白朗和其他北美洲的傳教士在將近一年前離開英國,自那時起,這個小分會和其他類似的單位,就很難召喚足夠的人進行教會的各項計畫。後來,當地的弟兄去前線作戰,再也沒有聖職持有人能祝福聖餐,或正式管理分會事務。於是,分會沒多久就被迫解散。

一位名叫亞瑟·弗萊徹的弟兄持有麥基洗德聖職,他的年紀較大,住在大約三十公里外的地方。他會盡可能騎著生銹的腳踏車,去拜訪赤爾登罕的聖徒。但大多時候,負責當地聖徒屬靈和屬世福祉的人,是曾經擔任赤爾登罕分會慈助會會長的奈莉。分會關閉後,教會成員再也無法使用他們租了在星期日聚會用的會堂,所以奈莉的客廳成了慈助會祈禱、唱歌和一起研讀耶穌是基督以及信條的地方。26

奈莉也確保讓女兒學習福音。她一直未婚,在快五十歲時領養了珍妮佛。現在,當婦女們聚在一起研讀時,小女孩也會加入,她們會很用心地用珍妮佛能理解的方式討論福音。奈莉和慈助會的其他姊妹也帶著珍妮佛一起探望病人或年長者。分會裡沒有人有電話或汽車,所以他們會徒步去拜訪,同時帶著一罐果醬或一塊蛋糕,和一則要分享的靈性信息。27

但日落之後,所有的探訪都得停止。為了不讓德軍轟炸機能輕易辨識目標,英國境內的所有城鎮會關閉路燈和照明的標示牌。人們用深色的衣物遮住窗戶,也拆掉了大門口的燈泡。

赤爾登罕的聖徒都躲回自己的家中。任何微小的亮光都可能使他們和鄰人陷入危險。28


第二年,維也納分會會長阿洛依斯·齊普覺得越來越難履行自己的召喚。戰爭切斷了教會總部和軸心國佔領區各分會之間的日常通訊管道。傳道部的德文版雜誌晨星Der Stern)已停止發行。代理傳道部會長是一位名叫克里遜·海克的德國成員,他竭盡心力使教會在混亂中保持運作。阿洛依斯也同樣勉力維持分會的運作。

雖然戰爭實際造成的摧毀和破壞尚未波及奧地利邊境,但阿洛依斯知道英國皇家空軍已經襲擊了德國的城市。蘇聯現在也對第三帝國開戰。和敵方的大不列顛一樣,為防範可能在上空盤旋的敵機,奧地利也下達了夜間停電的命令。29

維也納分會裡的大部分男人在戰爭開始時就已被徵召加入德軍。由於阿洛依斯在幾年前因病而失去了一隻眼睛,因此得以免服兵役。儘管挑戰日益增加,他還是很幸運能有兩位諮理、幾位年輕的亞倫聖職持有人和他的妻子赫敏娜協助他。身為慈助會會長,赫敏娜擔負了分會中許多婦女的情緒重擔,她們常常感到壓力過大、孤單和害怕——特別是當她們得知親人被囚禁或在戰場上陣亡。

赫敏娜會鼓勵她們信賴神並堅持下去,她自己也努力這麼做。30

雖然戰爭開始後,分會人數日益減少,阿洛依斯也努力使聚會遠離政治,但成員之間的分歧仍然存在。有一次,在教會聚會開始時,一位來自德國的訪客為阿道夫·希特勒作了個祈禱。當他說完後,阿洛依斯說道:「弟兄,在這個地方,我們不為希特勒禱告。」

由於分會中有納粹黨的成員和支持者,阿洛依斯經常得謹言慎行。任何地方都可能有告密者和間諜,隨時會向政府告發他和他的家人。雖然他和赫敏娜相信要遵守該地的法律,但有時候這麼做很痛苦。31

分會中有兩位成員——奧爾嘉·魏斯和她成年的兒子伊貢,兩人都是歸信教會的猶太人,每週都在分會服務,奉獻自己的音樂才能。但是當納粹入侵奧地利時,魏斯一家知道他們必須離開這個國家,否則就有可能淪為該政權下反猶太主義暴力的犧牲品。雖然這個家庭不再信奉猶太教,但由於他們的血統,納粹仍視他們為「種族上的猶太人」。

德國吞併奧地利數個月後,魏斯家庭寫了一封急件給總會會長團和他們之前認識的傳教士,希望有人幫助他們和幾位親戚移民到美國。伊貢在信中寫道:「這裡的情勢對我們猶太人來說非常不利,我們必須離開這裡。」32

關於希特勒對猶太人的敵意,以及猶太人在德國的危險處境,郭會長和世界各地的許多人一樣,所聽到的報導都相互矛盾。先知曾公開和私下譴責這樣的反猶太主義。33然而,教會領袖卻無法幫助魏斯家庭或其他任何希望移民的歐洲人。他們觀察到,美國法律不再允許宗教組織贊助移民,而且多年來,教會已拒絕所有這類的援助請求。34隨著歐洲戰事加劇,總會會長團經常對美國政府表達失望,因為政府不允許他們幫助需要遷徙的難民。郭會長和他的兩位諮理收到像伊貢所寫的這類信函時,他們能作的只是回信表示同情,有時則推薦一些他們希望能有所幫助的組織。35

1941年9月,伊貢和奧爾嘉仍被困在維也納。當時納粹要求所有的奧地利猶太人在衣服上佩戴黃色的大衛之星,以表明身分。當納粹官員發現有猶太人來維也納分會參加聚會,便命令阿洛依斯禁止他們參加。如果他拒絕,聖徒就會被逐出他們的聚會場所。

阿洛依斯決定服從這項命令。內心交戰不已的他與魏斯母子見面,非常歉疚地告訴他們,他們再也不能參加聚會了。但是他和分會的其他成員仍繼續定期拜訪這個家庭——直到某一天,他們到處都找不到奧爾嘉和伊貢。36

  1. First Presidency to Douglas Wood, Telegram, Aug. 24, 1939; First Presidency to Joseph Fielding Smith, Telegrams, Aug. 24, 1939; Aug. 25, 1939, First Presidency Mission Files, CHL; U.S. State Department, Memorandum, Aug. 25, 1939, U.S. State Department Correspondence regarding Mormons and Mormonism, CHL; Grant, Journal, Aug. 27, 1939; Boone, “Evacuation of the Czechoslovak and German Missions,” 123, 136; see also Minert, Under the Gun, 27–28; and British Mission, Manuscript History and Historical Reports, Sept. 1–2, 1939.英國傳道部的傳教士直接撤回到美國。

  2. Joseph Fielding Smith to First Presidency, May 6, 1939; Aug. 1, 1939; Joseph Fielding Smith and Jessie Evans Smith to Heber J. Grant, June 21, 1939, First Presidency Miscellaneous Correspondence, CHL; Joseph Fielding Smith to First Presidency, Aug. 28, 1939, First Presidency Mission Files, CHL.

  3. Seibold, Oral History Interview, 2-3; Douglas Wood, in One Hundred Tenth Annual Conference, 78-79; Joseph Fielding Smith to First Presidency, Telegram, Aug. 26, 1939, First Presidency Mission Files, CHL; Boone, “Evacuation of the Czechoslovak and German Missions,” 137.

  4. Douglas Wood, in One Hundred Tenth Annual Conference, 79-81; Boone, “Evacuation of the Czechoslovak and German Missions,” 143.引言的最後部分經修訂以增可讀性;原文有:「我們告訴他要完全聽從他的靈感,因為我們不知道這31位長老會在哪個城鎮。」

  5. Boone, “Evacuation of the Czechoslovak and German Missions,” 144; Douglas Wood, in One Hundred Tenth Annual Conference, 79-80; Seibold, Oral History Interview, 3, 12; Montague, Mormon Missionary Evacuation, 83.

  6. Seibold, Oral History Interview, 4–5, 12; Montague, Mormon Missionary Evacuation, 84–86; Boone, “Evacuation of the Czechoslovak and German Missions,” 144.Quotation edited for readability; “he’d” in original changed to “you’d.”

  7. Seibold, Oral History Interview, 6.

  8. Boone, “Evacuation of the Czechoslovak and German Missions,” 146; Seibold, Oral History Interview, 10; Montague, Mormon Missionary Evacuation, 97-100; Overy, Third Reich, 197–98; Ellis Rasmussen and John Kest, “Border Incident,” Improvement Era, Dec. 1943, 46:793797. 主題:第二次世界大戰

  9. Heber J. Grant, in One Hundred Tenth Semi-annual Conference, 8–9; Heber J. Grant to Walter Day, Sept. 8, 1939, Letterpress Copybook, volume 78, 99, Heber J. Grant Collection, CHL.

  10. Grant, Journal, Dec. 6, 1939; Heber J. Grant to Rachel Grant Taylor, Dec. 14, 1939, Heber J. Grant Collection, CHL.

  11. Grant, Journal, Feb. 4–5, 1940; Heber J. Grant to Charles Zimmerman, June 20, 1940, Letterpress Copybook, volume 79, 61, Heber J. Grant Collection, CHL; Clark, Office Diary, Feb. 5, 1940; Heber J. Grant to Isaac Stewart, May 10, 1940, Letterpress Copybook, volume 78, 962; Heber J. Grant to Henry Link, Aug. 2, 1941, Letterpress Copybook, volume 80, 230, Heber J. Grant Collection, CHL.

  12. Grant, Journal, Apr. 27, 1940; Heber J. Grant to Grace Grant Evans, May 1, 1940; Willard [Smith] to “‘Grant’ Family,” Feb. 22, 1940, Heber J. Grant Collection, CHL.主題:禧伯·郭

  13. Bang, Autobiography, 7–8; [Bang], Wedding Day Story, [1].

  14. Paul Bang, “My Life Story,” 22, 27; see also Charles Anderson to Adeline Yarish Taylor, July 30, 1940, Paul and Cornelia T. Bang Papers, CHL.

  15. Bang, Autobiography, 7; Cornelia Taylor, Patriarchal Blessing, Feb. 6, 1935, 1–2, Paul and Cornelia T. Bang Papers, CHL; Taylor, Diary, Apr. 12, 1936.

  16. Bang, Autobiography, 7–8; Leo Muir to Presiding Bishopric, Apr. 15, 1940; Marvin O. Ashton, Memorandum, May 22, 1940, Presiding Bishopric General Files, 1889–1956, CHL; Fish, Kramer, and Wallis, History of the Mormon Church in Cincinnati, 67.

  17. 主題:嘉德蘭聖殿其他的後期聖徒運動

  18. [Bang], Wedding Day Story, [1]; [Bang], Honeymoon Diary, 23–24; Howlett, Kirtland Temple, 53-56, 60-61; Bang, “Personal History of Paul and Connie Bang-1942 Forward,” 2-3.

  19. Lund, “Joseph F. Smith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urch Historic Sites Program,” 345, 352–55; Packer, “Study of the Hill Cumorah,” 75, 92–94, 122–26, 135–38; Argetsinger, “Hill Cumorah Pageant,” 58–59.主題:教會歷史景點拋邁拉和曼徹斯特聖林與斯密家庭的農場

  20. [Bang], Honeymoon Diary, 25; Bang, “Personal History of Paul and Connie Bang—1942 Forward,” 3; Gerritsen, “Hill Cumorah Monument,” 133; Paul Bang and Cornelia Taylor Bang, Hill Cumorah, 1940, Photograph, Paul and Cornelia T. Bang Papers, CHL.

  21. [Bang], Honeymoon Diary, 25; “Leaders in Church Speak at Opening of Capital Chapel,” Deseret News, Nov. 11, 1933, Church section, 1; “Will Link Parks by One Great Highway,” Deseret Evening News, June 5, 1920, section 2, 8; “Church Forms Stakes in U.S. Capital and Denver,” Deseret News, July 1, 1940, 11.

  22. [Bang], Honeymoon Diary, 25–26; Bang, “Personal History of Paul and Connie Bang—1942 Forward,” 3–5; Williams’ Cincinnati City Directory, 70.

  23. United Kingdom Air Ministry, Daily Weather Report, Ross-on-Wye, Dec. 11, 1940; “Victims Trapped in Wrecked Homes,” Cheltenham (England) Chronicle and Gloucestershire Graphic, Dec. 14, 1940, 2; Overy, Third Reich, 224–30; Donnelly, Britai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92–93.主題:英國

  24. Jennifer Middleton Mason, “Sisters of Cheltenham,” Ensign, Oct. 1996, 59–60; Mason, Oral History Interview, 4–7, 9–10, 17–18.

  25. “Victims Trapped in Wrecked Homes,” Cheltenham (England) Chronicle and Gloucestershire Graphic, Dec. 14, 1940, 2; Elder, Secret Cheltenham, 55; Mason, Oral History Interview, 16; Hasted, Cheltenham Book of Days, 347; “Over 600 Homeless after Raid,” Cheltenham Chronicle and Gloucestershire Graphic, Dec. 21, 1940, 3.

  26. British Mission, Manuscript History and Historical Reports, Sept. 1–2, 1939; Jan. 10 and 18, 1940; Jennifer Middleton Mason, “Sisters of Cheltenham,” Ensign, Oct. 1996, 59; Mason, Oral History Interview, 10–12, 21, 26–27; Arthur Fletcher entry, Stroud Branch, Bristol District, British Mission, no. 11, in England (Country), part 42, Record of Members Collection, CHL.

  27. Mason, Oral History Interview, 4–6, 13–14, 22, 24; Jennifer Middleton Mason, “Sisters of Cheltenham,” Ensign, Oct. 1996, 59.

  28. “Air Raid Danger, Warning Signals, and Blackout Instructions,” file MEPO-4-489; Jennifer Middleton Mason, “Sisters of Cheltenham,” Ensign, Oct. 1996, 59; Mason, Oral History Interview, 14.

  29. Collette, Collette Family History, 205; Scharffs, Mormonism in Germany, 107; Minert, Under the Gun, 17, 465; Collette, Collette Family History, 210; Bukey, Hitler’s Austria, 188, 196–200, 206.

  30. Minert, Under the Gun, 463, 474; Hatch, Cziep Family History, 31, 64, 81, 202–3.

  31. Hatch, Cziep Family History, 81; Collette, Collette Family History, 171–72.

  32. Hatch, Cziep Family History, 81; Botz, “Jews of Vienna,” 321–22; 330, note 49; Egon Weiss to “Dear Brother,” Nov. 23, 1938, First Presidency Miscellaneous Correspondence, CHL.

  33. Tobler, “Jews, the Mormons, and the Holocaust,” 81; Heber J. Grant, in Ninety-First Annual Conference, 124; Heber J. Grant to Willard Smith, June 24, 1933, Letterpress Copybook, volume 70, 788; Heber J. Grant to Wesley King, Jan. 24, 1920, Letterpress Copybook, volume 55, 515, Heber J. Grant Collection, CHL.

  34. Tobler, “Jews, the Mormons, and the Holocaust,” 81; Egon Weiss to “Dear Brother,” Nov. 23, 1938; First Presidency to “Mrs. A. Goddard,” Nov. 23, 1920; Heber J. Grant to S. Sipkema, Jan. 29, 1926; Heber J. Grant, Anthony W. Ivins, and Charles W. Nibley to Cornelia van der Meide, Jan. 29, 1930, First Presidency Miscellaneous Correspondence, CHL; see also Jensen and Javadi-Evans, “Senator Elbert D. Thomas,” 223–39.主題:移民

  35. See, for example, Joseph Anderson to Paula Stemmer, Oct. 13, 1938; Joseph Anderson to Max Safran, Nov. 7, 1938; and J. Reuben Clark Jr. and David O. McKay to Richard Siebenschein, Jan. 27, 1939, First Presidency Miscellaneous Correspondence, CHL.

  36. Botz, “Jews of Vienna,” 330; Hatch, Cziep Family History, 81, 200, 202; see also Tobler, “Jews, the Mormons, and the Holocaust,” 85–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