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不可能失敗
進入1950年代之後，美國與蘇聯之間的冷戰日益加劇。在蘇聯的影響下，中歐和東歐各國新成立的共產政府紛紛關閉邊境，並改變其社會和經濟生活方式。與此同時，一些西歐國家與美國和加拿大結盟，以抵禦來自共產國家可能的攻擊。蘇聯首次進行核子武器試驗，成功引爆一枚原子彈，與美國在戰爭中投擲於日本的原子彈一樣，引起舉世震驚。此後，世界各國開始競相製造並儲備武器。1
在捷克斯洛伐克，傳道部領袖華勒斯和瑪莎·多倫多作好了隨時被驅逐出境的準備。持續密切關注他們和傳教士的共黨政府剛通過一項法律，不僅限制宗教自由，也禁止外國人在該國擔任宗教領袖。被迫離境的後期聖徒傳教士人數現已增加到十二人，該政權驅離其餘傳教士不過是時間問題。
華勒斯將此危機寫信報告給總會會長團，後者建議他把家人和其餘大部分傳教士送出捷克斯洛伐克。不過，喬治·斯密會長和他的諮理仍希望華勒斯和一兩位擔任助理的長老能獲准留下來。
總會會長團告訴他：「你一直忠誠無畏。我們會繼續祈求主能賜予你神聖的指引，並藉著祂凌駕一切的大能，保護祂的教會，使祂的教會在那塊精選之地繁榮昌盛。」2
1月30日星期一，普羅斯捷約夫分會的成員告訴華勒斯，在該市服務的兩位傳教士，史坦利·艾伯特和奧爾登·詹森，沒有出席前一天的主日學。起初，聖徒以為傳教士不是錯過火車，就是被大雪耽擱了。不過，分會成員後來得知，長老的公寓遭到搜查，祕密警察還盤問了當地的一位後期聖徒。現在每個人都擔心會發生最壞的事。
華勒斯聯絡了美國大使館，並立刻前往普羅斯捷約夫。他透過外交渠道得知，長老們因試圖探望勞改營中的一位教會成員而被監禁了。
日子一天天過去，幾週之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還是拒絕直接與華勒斯溝通。普羅斯捷約夫的當地警察禁止聖徒在鎮上舉行聚會，分會的一些成員也受到盤問和騷擾。到了2月20日，華勒斯已安排另外十一位傳教士撤離，但是傳道部中沒有人獲准去探望艾伯特長老和詹森長老，也不能去和他們交談。
入獄的傳教士被分開關押，而且艾伯特長老被單獨監禁。獄方在早上給傳教士一塊黑麵包，晚上給他們一碗湯。他們不能洗澡，也不能換衣服。在審訊期間，祕密警察威脅說，如果他們不承認自己是間諜，就用鐵棍打他們，再把他們關上幾年。3
2月24日，瑪莎接到一通美國大使打來的電話。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已將被監禁的傳教士移送到布拉格，如果傳教士承諾在兩小時內離境，政府就願意釋放他們。瑪莎迅速訂了兩張飛往瑞士的機票。因為傳教士會被送到機場，所以她聯絡了華勒斯，說好在機場見面。
到了機場，華勒斯只來得及把機票交給傳教士並叮囑了幾句話。瑪莎此時站在附近的一個觀景臺上。她看到警察押送著那兩位年輕人上飛機，便向他們揮手致意。長老們看起來很瘦弱，蓬頭垢面，於是她大聲問他們是否還好。
他們揮揮手，答道：「是的。」接著，他們就登上了飛機，瑪莎則目送著飛機消失在籠罩城市上空的灰暗雲層中。4
接下來的幾天裡，瑪莎抓緊時間準備家人撤離。她打算獨自帶著六個孩子（包括襁褓中的兒子）回國，華勒斯則繼續留在捷克斯洛伐克，直到政府不再允許他居留為止。
在他們離開的前一天，一家人正在吃午餐的時候，幾個穿著皮夾克的男人來到傳道部會長公館，要求和華勒斯談談。瑪莎立刻知道他們是祕密警察。她已經生了病，心力交瘁，他們的出現讓她感覺更糟。在傳教士和許多捷克斯洛伐克公民的種種遭遇之後，她不知道警察會對她丈夫做什麼。
華勒斯說：「瑪莎，我得和這些人走。」他確信他們想要向他打聽最近被驅逐的傳教士的事情。「萬一我沒有回來，」他說，「明天早上就按計畫帶孩子回家。」
幾個小時過去了，華勒斯毫無消息，看來瑪莎只能在不知道丈夫發生了什麼事的情況下，就這樣離開了。後來，在警察把華勒斯帶走七個小時後，他回到家中，剛好來得及送家人去搭火車。
一群教會成員聚在車站，背著滿滿幾袋子的水果、烘焙食品和三明治，要給瑪莎和孩子。火車開始駛離時，有些聖徒從車窗把食物遞進去，其他人則沿著月臺跑來，向他們拋吻。瑪莎看著他們，熱淚盈眶，直到火車轉過一個彎，再也看不到他們。5
「莫斯會長要來到名古屋了。你可以去見他嗎？」
傳教士的問題讓柳田聰子很驚訝。她曾寫信給這位日本傳道部的新任會長，建議在她的家鄉名古屋成立一個日文分會，她一直在等待消息。但莫斯會長始終沒有回信，因此她不確定他是否收到了信。6
聰子同意去，不久後，她和傳教士在火車站見到了莫斯會長。他到了之後，她就立刻問他是否看了她的信。他說：「我看了。所以我才會來。」他想讓聰子幫他在市內找個可以舉行教會聚會的地方。聰子高興極了。7
他們立刻開始尋找。名古屋有六十萬人口，但這裡並沒有很多聖徒——只有傳教士、聰子一家，以及一位名叫足立義惠的婦女——所以他們不需要很大的場地來聚會。但莫斯會長還是決定在該市的一所大型學校裡租用一個講堂。
名古屋的聖徒在1950年1月舉行了第一次主日學聚會。為了吸引更多人，聰子和傳教士將傳單夾在當地報紙中宣傳。接下來的星期日，有150人出現在講堂。在戰後的日本，許多經歷創傷的人要尋求希望和意義，因此後期聖徒的聚會經常吸引大批民眾來參加。8但大多數人對教會的興趣並不持久，尤其是國家的經濟發展漸趨穩定之後，越來越少的人覺得需要求助於信仰，出席聚會的人數也在減少。9
對聰子和丈夫藤吉來說，當個後期聖徒並不容易，尤其是在繳付什一奉獻方面。藤吉賺的錢不多，有時甚至不知道是否有足夠的錢支付兒子在學校的午餐。他們也希望能買一棟房子。
在一次教會聚會後，聰子向一位傳教士詢問有關什一奉獻的事。她說：「戰後的日本人非常貧窮。什一奉獻對我們來說太困難了。我們一定要繳嗎？」10
長老回答說，神吩咐每個人都要繳付什一奉獻。然後他談到服從這項原則的祝福。聰子對此存疑，也有一點惱火。她想：「這是美國人的想法。」
其他的傳教士則鼓勵她要有信心。一位傳教士姊妹向聰子保證，繳付什一奉獻可以幫助她的家庭達成目標，擁有自己的房子。聰子和藤吉想要服從，便決定繳付什一奉獻，相信祝福會來到。11
大約在這個時候，傳教士姊妹開始在自己的公寓，為聰子等當地的婦女舉行慈助會的非正式聚會。她們分享福音信息，討論實用的家管方法，並學習烹煮實惠的食物。她們像世界其他地方的慈助會一樣，舉辦義賣，出售巧克力等商品，為她們的活動籌款。名古屋聖徒開始舉行聚會大約一年後，慈助會正式成立，由聰子擔任會長。12
她和藤吉也開始看到繳付什一奉獻所帶來的祝福。他們在能力範圍內買了一塊市內的土地，並畫出了房屋藍圖。然後，他們透過政府的一項新計畫申請房屋貸款，一取得建造許可，就開始打地基。
這個過程進行得很順利，直到一位建築檢查人員注意到，消防員無法進入他們的地段。他告訴他們：「這塊地不適合蓋房子，你們不能再繼續施工了。」
聰子和藤吉不知道該怎麼辦，便去找傳教士。一位長老告訴他們：「我們六個人會為你們禁食禱告，你們也要這麼做。」
接下來的兩天裡，柳田一家和傳教士一起禁食祈禱。然後，另一位檢查員來重新評估他們的土地。這位檢查員向來以嚴格著稱。一開始，他讓柳田一家覺得沒有希望通過檢查。但當他看完那塊地後，注意到一個解決辦法。在緊急情況下，消防部門只需拆除附近的一道圍籬，就可以進入那片地。柳田家終於可以蓋房子了。
「我猜兩位過去一定是做了特別好的事，」檢查員對他們說，「這麼多年來，我從來沒有這樣通融過。」
聰子和藤吉欣喜若狂。他們曾禁食禱告，也繳付什一奉獻。正如那位傳教士姊妹所保證的那樣，他們將擁有屬於自己的房子了。13
1951年初，大衛奧·麥基正為教會傳道計畫遭遇的困境苦思對策。在過去的六個月裡，他隔岸觀察著另一場世界性衝突的爆發，這一次是在東亞。在中國和蘇聯的支持下，共黨執政的北韓正與南韓交戰。美國和盟友擔心共產主義會蔓延，因此派遣軍隊支援南韓作戰。14
當時教會大約有五千名全部時間傳教士，幾乎都來自美國，而且每個月會新召喚數以百計的傳教士。15但是，因為韓國的這場戰爭，軍隊需要新血，於是美國政府再次徵召十九到二十六歲的年輕人——這也正是教會召喚的大部分傳教士的年齡。經過仔細考量，總會會長團暫時將傳教士的年齡從二十歲降低到十九歲，讓男青年在面臨軍旅生活的誘惑之前，有機會去傳教。16
身為總會會長團負責督導傳道事工的諮理，麥基會長很快就面臨來自多方的壓力。他有時會收到聖徒的來信，指責領袖們偏袒某些男青年，因為他們推薦這些男青年去傳教，讓他們得以推遲兵役，沒被推薦的男青年卻會被徵召入伍。另一方面，當地公民和徵兵局則指責教會繼續召喚年輕人擔任傳教士，而忽視了教會愛國的義務。17
教會領袖並不這樣認為。長久以來，他們一直鼓勵聖徒在國家有需要時響應徵召。18不過，總會會長團在與猶他州的徵兵官員商議後，對現行政策作了進一步的變更。他們決定，在戰爭期間，有資格服兵役的年輕人，將不再被召喚擔任全部時間傳教士。傳道召喚對象將僅限於未婚婦女和年齡較長的男性、已婚夫婦、退役軍人，以及不符合服兵役資格的年輕人。教會也召喚了更多的年長夫婦去傳教。19
那年冬天，麥基會長在與徵兵局官員交涉時，喬治·斯密會長的健康開始惡化。麥基會長在4月4日先知生日那天去探望他，發現他身邊圍著家人，已陷入彌留狀態。麥基會長滿懷感傷地為先知作了祝福，幾個小時後，他就過世了。20
兩天後，麥基會長在1951年4月總會大會的第一場大會上致開幕辭。他站在大會堂的講台上，談起斯密會長一生的典範。「他有著高貴的靈魂，」他對會眾說，「讓別人快樂是他最大的喜樂。」
稍後在大會中，眾聖徒支持大衛奧·麥基為總會會長，司提反·理查和路賓·克拉克為他的諮理。在大會閉幕致辭時，麥基會長對聖徒說：「人若與教會的元首，我們的主暨救主耶穌基督不協調一致，就無法主領本教會。沒有祂的神聖指引和不斷的啟發，我們就不可能成功。有了祂的指引和啟發，我們就不可能失敗。」21
這位新任先知以數十年的閱歷作為指引，展望未來。許多人認為，他身材高大、舉止莊重、目光炯炯、滿頭銀髮，看起來很有先知的風範。他十分幽默、愛人，也與聖靈接近，讓他受到教會內外人士的喜愛。他早年擔任教師和校長的歷練，在他的個性中仍留有鮮明的印記。他在壓力下冷靜果決，在講道中經常引用詩詞，引人入勝。他沒有從事教會指派工作的時候，通常會在猶他州杭茲威爾的家庭農場裡勞作。
麥基會長一開始擔任總會會長，就有許多事情壓在他的心頭。他在擔任使徒期間經常談到婚姻、家庭和教育的神聖，並持續關注這些優先事項，引導教會走在正確的道路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士兵陸續返鄉、結婚，進入家庭生活，為美國帶來「嬰兒潮」。在政府的援助下，其中許多人進入大學接受教育和重要的職業訓練。麥基會長熱心為他們提供支持。22
他也對恐怖的韓戰以及共產主義在世界特定地區的蔓延感到擔憂。當時，許多政府和宗教領袖都公開反對共產主義。麥基會長和他們一樣，認為共產政權壓迫宗教，限制自由。
他在總會大會後不久宣告：「基督的教會捍衛愛的影響力，這是最終能為人類帶來救贖與和平的唯一力量。」23
那年春天，在鹽湖城，總會初級會會長愛黛兒·豪威爾斯感覺自己的健康每況愈下。她年僅六十五歲，但兒時的一場風濕熱讓她的心臟受損。不過，儘管狀況不佳，她還是不願停下工作。24
她為紀念兒童之友（Children’s Friend）創刊五十週年，委託創作一系列摩爾門經繪畫的計畫終於有了進展。雖然不是每個人都認為，聘請像安諾德·佛瑞伯格這樣受過專業訓練的畫家，是運用時間和金錢的最佳方式，但愛黛兒相信這些畫作會激發兒童對摩爾門經的興趣，非常值得投資。25
過去兩年來，她獲得了總會主日學的支持，並說服十二使徒定額組的成員相信這些畫作的價值。愛黛兒和主日學領袖組成了一個委員會來督導這項計畫，並將安諾德的一些草稿轉交給麥基會長和他的諮理審查。26
1951年1月，愛黛兒和主日學的一位代表與總會會長團會面，討論這項提案。27她和安諾德都想描繪摩爾門經中充滿靈性力量和驚人壯舉的故事，例如希拉曼的青年戰士行軍上戰場，以及拉曼人撒母耳預言救主的誕生。安諾德不希望以童稚的風格畫出這些故事。他認為孩子需要感受到神的話是威嚴而有力的。他希望摩爾門經中的英雄看來體格強健，幾近超群不凡。他後來解釋道：「我畫作中的強壯肌肉，只是要表現出內在的靈性。」28
總會會長團同意愛黛兒的看法，屬意由安諾德來進行這項藝術創作。29主日學和教會的德撒律圖書公司承諾要支付三分之二的最初費用，愛黛兒則自掏腰包支付剩下的三分之一。30接下來的幾個月，她和安諾德為這些畫作訂立了計畫，而她的健康情況在這段期間也不斷惡化。不久，她就臥床不起了。31
4月13日晚上，愛黛兒安排出售一些房產來支付畫作費用。32她也打電話給十二使徒定額組助理墨林·羅慕義，討論摩爾門經和教會的兒童。她談到這些畫作，以及在來年完成這些畫作的願望。她說，她希望教會裡所有的兒童都能從小就開始閱讀摩爾門經。
第二天下午，愛黛兒就過世了。在她的喪禮上，羅慕義長老向這位富有創意和活力的婦女致敬，讚揚她對初級會組織的無私奉獻。他說：「她非常熱愛初級會的事工。她所影響的每一個人，都能感受到她對他們每個人深切的愛。」33
不久之後，安諾德·佛瑞伯格便開始創作第一幅摩爾門經畫作：雅列的哥哥見到主的手指。34
在法國東南部的瓦朗斯市附近，珍娜·沙里耶與表妹在散步。風景秀麗的瓦朗斯座落於羅訥河畔，有一座擁有數百年歷史的天主教大教堂。該市有很多人是天主教徒，珍娜的家人是居民當中為數不多的新教徒。他們的祖先曾不顧名聲受損，甚至冒著生命危險來維護自己的信仰。35
珍娜從小就是個虔誠的基督徒，但她最近在大學修習數學和哲學時學到的一些觀念，使她對自己的信仰產生了懷疑。她沉思法國哲學家笛卡兒的名言，「我思故我在」。但這個洞見只讓她更加困惑。她想：「我在哪裡，怎麼來的，為何在此？」
珍娜去山間散步前不久，她的這些問題促使她跪下來求問主。她禱告說：「神啊，如果您存在，我在等待您的答案。」36
珍娜和表妹散步時沒有帶飲料，很快就口渴了。她們看到一小群人，便決定去要點水喝。一對年長的夫婦很樂意幫忙，他們介紹自己是里昂和克萊爾·法赫吉耶。他們是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的成員，和他們一起的兩個年輕人都是傳教士。這群人給珍娜和她表妹一份介紹教會的傳單，里昂還邀請她們參加即將舉行的傳道部大會，以及由楊百翰大學的弦樂四重奏樂團演出的一場音樂會。37
珍娜很好奇，便決定去參加。在大會上，有人給了她一本摩爾門經。她一回到家就開始讀，手不釋卷。她想：「這本書真是不得了。」38
在那之後，珍娜開始花更多時間和法赫吉耶一家相處。1932年，里昂和克萊爾在結婚十三年後受洗加入教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里昂曾擔任過傳教士，帶領一小群聖徒舉行星期日的聚會；這些聖徒來自瓦朗斯和六十五公里外的格勒諾布爾。39戰爭爆發後，美國傳教士撤離，里昂就督導範圍更大的區域。他走遍法國各地，祝福病人並主理聖餐。有些時候，他能設法搭乘火車在各個城鎮之間奔波，但大多數時候，他要步行或騎腳踏車，有時一天要步行或騎車數個小時。40
里昂和克萊爾在遇到珍娜時，是瓦朗斯分會的當地傳教士。經過戰爭的摧殘，這一小群會眾在一間寄宿屋裡聚會，辛苦重建教會。儘管條件簡陋，珍娜還是被吸引來參加聚會，渴望進一步學習福音。她詢問是否有更多的書，於是獲贈一本教義和聖約。她讀這本書時，無法否認其中話語所蘊含的力量。
她得出結論：「這是真實的。沒有其他的可能。」41
不久，珍娜就想要受洗，但她擔心家人的反應。他們強烈反對這個教會，她知道他們絕不會支持自己的選擇。有一段時間，她在信仰和家人之間左右為難，因此一直拖延，沒有承諾受洗。後來，她想起彼得等新約使徒在五旬節那天所說的話：「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
他們的話在她腦海中迴盪，她知道該怎麼做了。1951年5月美麗的一天，她走入塞文山區的一處溫泉，由里昂·法赫吉耶為她施洗。她原本希望父母能來，但是他們對復興的福音極度反感，於是她決定偷偷受洗，不告訴他們。42
不過，她的家人很快就發現了，要與她斷絕關係。他們的決絕讓珍娜很難過。她還年輕，才二十五歲，她不禁想，如果搬去美國，加入那裡的聖徒，會不會比較好。43但是法赫吉耶夫婦懇求她留下來。法國、比利時和瑞士的法語區三地總共只有九百名聖徒，他們需要她在瓦朗斯協助建立教會。44
在一千三百多公里外，捷克斯洛伐克的布爾諾，泰萊西·沃伊古夫科娃打開朋友瑪莎·多倫多寄來的包裹；瑪莎已經安全抵達美國了。泰萊西在包裹裡找到一些給她家人的衣服，她非常感激。自從她的丈夫奧塔卡·沃伊古夫卡在兩年前失去了裝訂書籍的生意後，他們一家就一直艱難度日。奧塔卡是名成功的商人，也是布爾諾分會的會長，而共黨官員沒收了公司，並將他逮捕。他在勞改營裡煎熬了六個月之後，現在成了工廠工人，賺取微薄的工資。
泰萊西寫信給瑪莎，感謝她寄來的包裹。她告訴朋友：「房租很貴，住處的維護費用也很高。大部分收入要用來治病，所以我們幾乎沒有什麼錢買衣服。」45
在同一封信中，泰萊西提到在共黨政府統治下，加諸他們這些捷克斯洛伐克聖徒的新限制。瑪莎離開這個國家幾個星期後，她的丈夫華勒斯也被迫回國。不久之後，共黨政府命令傳道部代理會長，一位名叫魯道夫·庫比斯卡的捷克斯洛伐克聖徒，將傳道部解散。全國各地的聖徒也被命令停止舉行公開聚會。
有些聖徒不確定該如何回應政府的行動，想知道是否該允許政府任命教會領袖，以便能像其他教派那樣繼續舉行聚會。然而，傳道部會長團覺得絕對不能接受這樣的安排。
泰萊西想念每週的教會聚會。她寫信告訴瑪莎：「無法與人分享自己的感覺和見證，讓星期日變得十分漫長，也沒有靈性。」
不過，她沒有覺得被離棄。庫比斯卡會長是共產黨員，有政治關係，捷克斯洛伐克的聖徒因此得到保護，沒有像其他宗教團體那樣遭受極度的騷擾和迫害。他和諮理按照多倫多會長最後的指示，低調地執行了一個能繼續進行崇拜的簡單計畫。46
他們指示聖徒如何在家中崇拜。每個人和家庭都要祈禱、研讀經文、將什一奉獻和其他捐獻存起來，並透過能取得的一切教會資料學習福音，像是最近幾期的進步時代（ImprovementEra）雜誌。多倫多夫婦已仔細審查過這些雜誌的內容，拿掉了所有批評共產主義的內容。一小群聖徒可以每月一次聚集在某個人的家中領受聖餐。聖職定額組要在情況允許時私下聚會，分會和傳道部領袖則會試著拜訪聖徒。
為謹慎起見，傳道部會長團沒有寫下這些指示，而是以口耳相傳的方式加以布達。沒有了公開聚會，使許多捷克斯洛伐克的聖徒了解到，自己的教會成員身分是多麼寶貴。他們在靈性上成長，而且還是有一些人冒著風險，繼續與朋友分享福音，有些人甚至不顧壓迫，接受了洗禮。47
泰萊西在美國聖徒的幫助下，安排為她父母執行了聖殿教儀。她希望自己能和家人親自去聖殿，印證在一起。她在給瑪莎的信中寫道：「我敢冒昧地說，身在錫安的教會成員住在離主的殿如此近的地方，卻沒有珍惜那極大的福分。」
她在信中也表示：「世人渴望已久的和平是否會降臨？要是我們所有的人都能彼此相愛該多好，要是戰爭和仇恨能夠平息該多好！」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