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歷史
28團結努力


第28章

團結努力

圖像
囚犯沿著鋪有鐵絲網的圍籬行走

1942年春,美國的各行各業都全力投入戰事的後勤支援。在辛辛那提市,工廠供應機器零件和引擎,其他公司則生產遮光簾、降落傘和無線電傳送器。在像班恩家經營的這類雜貨店裡,貨品都要謹慎配給,因為越來越多的商品要作為食物和裝備供給士兵。1

保羅和康妮·班恩不禁會想,萬一日用品數量變得稀少,辛辛那提分會是否有能力建造新教堂。聖徒賣掉舊教堂後,便在附近一處基督教青年會(YMCA)的機構裡租了一個房間,將聚會所遷至那裡。保羅和康妮是分會建築委員會的成員,他們從戰前就開始為新教堂募款。但目前物資短缺嚴重,委員會認為,在戰爭結束前,不大有可能繼續實施興建計畫。2

大約在這個時候,保羅和他的妻舅米爾頓·泰來正考慮帶家人前往聖殿。不管他們走到哪裡,都有家庭因戰爭而變得支離破碎。丈夫和妻子、兒子和女兒,人人都離家去為國服務。保羅和米爾頓是二十幾歲的年輕男子,已經登記入伍,隨時會被徵召作戰。在如此動盪不安的情況下,永恆婚姻和聖殿聖約為他們這些年輕的家庭提供了令人安心的保障。3

有一天,保羅和米爾頓得知他們的朋友范恩·波爾想去猶他州,范恩是辛辛那提分會的成員,來自鹽湖城。如果班恩和泰來兩家和他一起開車前往猶他州,就能實現他們的夢想,在聖殿裡接受恩道門和印證教儀。而且,大家一起旅行,也可以省下不少開銷。4

唯一的問題是怎麼去到那裡。保羅和康妮結婚近兩年了,他們現在有個十個月大的女兒珊卓拉。米爾頓和他的妻子以斯帖也有一個年僅兩歲的女兒珍妮特。5

有個米爾頓認識的人同意把自己的車租給他們,他的車子性能可靠,也有足夠的座位。前幾個世代的聖徒在前往西部時,是乘坐篷車、推著手推車或搭乘火車,但今日的班恩家、泰來家和范恩·波爾,卻是共乘一輛1939年出廠的德索托(DeSoto)四門旅行車。6

這一行人在四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出發前往猶他州。由於在戰時的資源配給中,跟橡膠相比,汽油沒有那麼稀少,所以只要他們開得慢一點,避免輪胎過快磨損,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展開這趟橫跨美國的旅程。7

他們開著德索托旅行車橫越美國期間,過去三十年來出現的公路和服務驛站帶給他們許多便利。晚上,他們在路邊的汽車旅館住宿,而且總是能設法說服老闆,讓他們以少於對外報價幾美元的價格入住。

除了范恩之外,其他人從沒到過這麼遠的西部地區,這些不斷變化的地貌讓他們覺得很新鮮。一行人就這樣沿路欣賞著美景,直到洛磯山脈出現在他們眼前,道路也變得越來越陡峭、險峻。范恩喜歡駕車翻越重重的秀麗隘口,但其餘的人都嚇壞了,深怕這些崎嶇的坡道會崩塌,將他們活埋在裡面。直到大家安全抵達鹽湖谷,所有的人這才鬆了一口氣。8

保羅、康妮和女兒珊卓拉住在傳教士馬里安·漢斯的母親家,馬里安當時正在辛辛那提傳教;泰來一家則和范恩·波爾的母親住在一起。這兩個家庭去了幾次聖殿廣場,在那裡的建築物和紀念碑前拍照留念。他們也拜訪了查爾斯和克莉絲汀·安德森,他們曾領導辛辛那提分會超過二十年。安德森夫婦對這兩對夫妻有極大的愛,長久以來都希望見到他們接受印證。9

5月1日,保羅和康妮,米爾頓和以斯帖聯袂進入鹽湖聖殿。接受個人恩道門後,他們被帶進聖殿五間印證室中的一間。曾擔任辛辛那提所在區域傳道部會長的使徒查理·加里斯,依序將這兩對夫妻印證在一起;安德森會長則擔任他們的見證人。接著,穿著白衣的珍妮特和珊卓拉被帶進印證室,印證給他們的父母。10

印證幾天後,保羅和康妮、米爾頓和以斯帖,再度回到聖殿,參加另一場恩道門教儀。保羅和康妮走過聖殿的許多房間和走廊,對聖殿的宏偉和美麗讚嘆不已。他們非常高興能來到這裡,知道自己已和女兒印證為今生和全永恆的家庭,讓他們感到安心。11


那年春天,在荷蘭海牙附近,三十七歲的漢娜·弗蘭向丈夫彼特道別,目送他前往火車站。在過去的兩年裡,納粹德國佔領了荷蘭。彼特由於曾擔任荷蘭海軍軍官,必須定期向納粹官員報到,所以他要前往德國邊境的一個城市。

臨走前,他對漢娜說:「明天我們就會再見面了。」12

德國的入侵讓漢娜和彼特十分意外。希特勒承諾過不會入侵荷蘭這個中立國,彼特對此深信不疑。不料,在1940年5月的一個晚上,戰機投擲炸彈的聲音將他們震醒。彼特迅速穿上制服,出門去保衛自己的國家。但經過五天的戰事,荷蘭軍隊仍然不敵德軍強大的武力,宣布投降。13

在納粹統治下的生活十分困難。彼特失去了軍職,但他已找到一份文職工作來養家。德國佔領軍允許荷蘭聖徒繼續聚會,條件是納粹官員可以監聽他們所說的話,而且聖徒必須在白天聚會,以遵守燈火管制規定。彼特是荷蘭傳道部會長團第二諮理,他幾乎每個週末都和會長雅各·席潘伯德以及第一諮理阿里·尤格斯這兩位荷蘭同胞,一同前往全國各地的分會拜訪。14

1941年3月,弗蘭家發生了一件悲劇,一列火車撞死了他們四歲的女兒薇拉。漢娜和彼特唯一的安慰,就是知道他們已和女兒印證到永恆。薇拉還在襁褓時,弗蘭夫婦結束了在印尼的軍事派遣任務後,帶著三個孩子於返家途中,在鹽湖聖殿裡印證在一起。他們和女兒的永恆關係這項知識,幫助他們緊緊倚靠所立的聖約,並在隨後的黑暗日子中找到慰藉。15

彼特離家向納粹官員報到的那天早晨,漢娜並沒有料到,此次的分別會比傳道部會長團週末的拜訪歷時更久。但那天稍晚,他們十一歲的大女兒葛瑞絲,突然衝進家門。

她哭著問道:「這是真的嗎?」她告訴母親,有傳聞說納粹逮捕了前去報到的退役軍人,並把他們趕進載運牛隻的火車車廂,現在正在前往戰俘營的路上。

漢娜驚訝得說不出話來。第二天,她在信箱中收到一張通告,證實彼特已被帶往德國。他現在成了戰俘。16

漢娜在煎熬中度過了幾個星期,她不斷地祈求平安和力量。她請求主看顧她的丈夫,保守他平安。在接近六個星期的等待後,她終於收到彼特寄來的一張小卡片,上面都是他密密麻麻的字跡。

彼特寫道:「我的身體和精神都很好。」納粹把他關在德國納倫堡市一個叫作朗瓦瑟的監獄裡,雖然守衛對他和其他囚犯的態度很惡劣,但他還是過得下去。「我一直想著你們每一個人,」他寫道,「我親愛的漢娜,我在心中緊緊擁妳入懷。」

他請漢娜寄一些食物給他,還有他的經文。漢娜不確定經文能否通過納粹的審查,但她決定至少要試一試。

「要勇敢,」彼特鼓勵她,「神會讓我們再次重聚。」17


1942年7月5日,池上大衛在夏威夷歐胡島支聯會大會堂參加了日本傳道部大會。對大衛來說,這個星期日的聚會有別於以往大多數的聚會,不僅是因為他會被按立到亞倫聖職教師的職位,而且還受邀在大會的第一個場次中演講。現場會聚集兩百多人,比他習慣的主日學聚會人數還要多得多。18

大衛演講的主題是基於教義和聖約38:30中的一句經文:「你們若準備好,你們就不會害怕。」珍珠港遇襲將近七個月後,恐懼和不確定感仍籠罩著夏威夷。美國軍隊接管了各間旅館,並用鐵絲網圍住了海灘。士兵執行嚴格的宵禁,違反規定的人有可能被射殺。大衛的學校已經恢復上課,但他必須隨身攜帶防毒面具,學生也要經常參與演習,為空襲和毒氣攻擊作好準備。19

身為日裔美國人,大衛和他的家人也必須忍受非日籍鄰人對他們日漸加深的猜疑。有些人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就認定日裔美國人會出於對日籍祖先的忠誠,而企圖破壞美國的戰力。這些人當中不乏許多政府官員和軍官。從那年稍早開始,美國政府甚至開始將超過10萬名日裔美籍的成年男女和兒童,從加州等西岸各州的家中,遷移到猶他州等內陸各州的拘留營。20

由於夏威夷有將近百分之四十的人口是日裔,政府並未在當地實施如此大規模的拘留。不過,政府官員仍扣留了大約一千五百名日裔社區人士,這些人不是頗具影響力,就是被視為可疑的人士,其中大多數被關進島上的拘留營。21

為了表達對美國的忠誠並協助作戰,大衛加入了一個稱為基亞威兵團(Kiawe Corps)的義工隊伍,為軍營修建小徑及清除多刺的牧豆樹叢。與此同時,他的父親也開始與他在日文主日學的助理合作,為美國現役軍人籌辦募款活動,捐助對象也包括他們的主日學成員。22

大衛在傳道部大會演講時,分享了約翰·維特蘇長老最近的一次總會大會講辭。使徒教導聖徒:「恐懼是撒但使人類不快樂的首要武器。」他提醒聖徒,只要過著正義合一的生活,就無需害怕。他聲明:「主的人民無論身在何處,只要生活配稱,配得上主的錫安人民這個神聖頭銜,就必獲得平安。」23

在傳道部大會後的幾個星期裡,大衛的父親繼續為美國士兵募款。這項名為「我們團結得勝」的募款活動,為島上一個由五十名日籍男子組成的委員會籌得資金,他們印製了數千份邀請函和捐獻信封,分發給朋友和鄰居。不到幾個月,他們就募集到11,000美元。島上的軍方領導人對此表示感謝,這筆錢將用於購買書籍、答錄機語言課程,以及兩個電影放映機和螢幕,幫助提升士兵的士氣。24

日本傳道部的聖徒很高興能助一臂之力。他們的愛國和忠誠在他們向社區成員分送的邀請函中展現得淋漓盡致:「我們渴望全力以赴,確保我們熱愛的自由和自主不受侵犯。軍中同胞會因為我們團結努力而感到快樂。」25


幾個月後,卡爾-海因茨·史涅比在德國漢堡的一間監獄裡,因叛國罪等待受審。在他被捕後不久,他看到他的朋友何穆特·修本納,和其他數十名囚犯在一個長形的白色拘留室裡,每個人都奉命用鼻子抵住牆壁,但是當卡爾-海因茨走過時,他的朋友把頭一歪,露出笑容,對他眨了眨眼睛。看來,何穆特並沒有連累到他。這個小夥子面部瘀青腫脹,表示他曾因不合作而受到毒打。26

不久後,卡爾-海因茨看到他的朋友魯迪·沃比也在拘留室,分會裡的三個男孩都被逮捕了。

卡爾-海因茨在受監禁的前幾個月裡,忍受了祕密警察(Gestapo)的審訊、威脅和毆打。審訊者無法想像何穆特·修本納這個十七歲的男孩,會是這樣一起密謀案件的幕後主使者,所以他們要求知道,還有哪些成年人涉案。當然,沒有成人的名字可提供。27

1942年8月11日早上,卡爾-海因茨脫下了囚服,換上家人寄來的西裝,打了領帶。這套西裝穿在他瘦削的身軀上,就像掛在衣櫃裡的衣架上一樣。接著,他被帶進「人民法院」,在納粹德國,這裡因審問政治犯並施以酷刑而惡名昭彰。那天,卡爾-海因茨、何穆特和魯迪因陰謀叛國,幫助和教唆犯罪等罪名出庭受審。28

在法庭上,被告面對法官坐在一個高臺上,法官身穿紅色長袍,上面繡著金鷹。在長達數小時的時間裡,卡爾-海因茨聽著證人和祕密警察特務詳述這些男孩的陰謀證據。有人大聲讀出何穆特的傳單,通篇都是譴責希特勒和揭發納粹謊言的文字。這讓法官們怒不可遏。29

一開始,法院把焦點集中在卡爾-海因茨、魯迪和另一位曾與何穆特共事的年輕男孩身上。然後,他們把注意力轉向何穆特,他看起來並沒有被法官嚇倒。

一位法官問:「你為什麼要做那些事?」

「因為我希望人民知道真相,」何穆特回答。他告訴法官,他不認為德國能贏得這場戰爭。他的話引起一片譁然,眾人覺得既憤怒,又難以置信。30

到了宣判的時刻,法官們回到審判席,卡爾-海因茨不禁渾身發抖。首席法官稱他們為「叛徒」和「敗類」。他說:「像你們這樣的害群之馬必須被徹底除滅。」

然後他轉向何穆特,以叛國罪、幫助和教唆敵人的罪名,宣判他死刑。法庭上一片死寂。一位旁聽人士低語道:「喔,不!將一個年輕孩子判死?」31

法院判處卡爾-海因茨入獄五年,魯迪十年。幾個男孩都很震驚。法官們問他們還有什麼話要說。

何穆特說:「你們為了莫須有的罪名判我死刑。我沒有犯任何罪,我所做的不過是說出實話。現在死的是我,但總有一天也會輪到你們。」

那天下午,卡爾-海因茨最後一次見到何穆特。一開始他們相互握手,後來卡爾-海因茨一把緊緊抱住他的朋友。何穆特的大眼睛裡滿是淚水。

「再會了,」他說。32


納粹處決何穆特·修本納的第二天,瑪莉·索默費德讀到報紙才得知此事。她和何穆特在同一個分會聚會,他和她的兒子亞瑟是好朋友,而何穆特把她視為第二個母親。她不敢相信他就這樣死了。33

她還記得他小時候的樣子,聰明伶俐,潛力十足。有一次他告訴她說:「你會聽到有關我的偉大事蹟。」瑪莉並不認為何穆特這句話是在吹牛,他只是想運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在這世上有所作為。34

八個月前,早在分會會長在講台上宣布何穆特被捕之前,瑪莉就已經聽說這件事了。那天是星期五,她通常會在這天幫何穆特的外祖母威赫米娜·蘇德羅打掃教堂。瑪莉走進教堂時,看到威赫米娜正跪在講台前,伸出雙臂懇求神。

「發生什麼事了?」瑪莉問道。

威赫米娜回答:「一件可怕的事發生了。」她接著描述祕密警察軍官如何帶著何穆特出現在她家門口,搜查公寓,並帶走了他的一些文件、收音機和分會的打字機。35

威赫米娜的話讓瑪莉驚懼不已,她立刻想到自己的兒子亞瑟,他最近才被徵召到柏林的納粹勞役團。他會不會在離開前就已經參與了何穆特的計畫?

瑪莉盡可能立刻動身趕往柏林,她要詢問亞瑟是否參與過這件事。得知亞瑟雖然偶爾會聽何穆特的收音機,但他並不知道何穆特和其他男孩分發反納粹的文宣,她總算放下了心中的一塊石頭。36

在何穆特受監禁期間,有些分會成員一直為他祈禱。其他人則感到憤怒,認為這幾名男青年將他們和德國的其他聖徒置於險境,並可能使教會無法在漢堡舉行聚會。即使是不贊同納粹的教會成員,也不免擔心何穆特會連累他們所有的人遭到拘禁,或陷入更危險的境地,特別是因為祕密警察相信一定有成年人在幫助何穆特。37

分會會長亞瑟·贊德認為他必須迅速採取行動,以保護分會成員,並證明後期聖徒沒有密謀反對政府。這三名男孩被捕後不久,他和臨時傳道部會長安東·赫克便將何穆特開除教籍。區會會長和一些分會成員對這項舉動感到憤怒,何穆特的外祖父母也傷心欲絕。38

何穆特被處決的幾天後,瑪莉收到他在赴死前幾個小時寫給她的信。他告訴她:「天父知道我沒有做錯任何事。我知道神活著,祂才是能正確判斷此事的法官。」

他寫道:「我們一定會到一個更好的世界裡快樂地重逢;在那之前,我將一直是你在福音中的朋友和弟兄。」39


幾個月來,彼特·弗蘭一直不明白,主為何容許納粹將他關進拘留營,遠離家人。

營區裡的營房破舊不堪,到處都是蝨子、跳蚤和臭蟲,彼特和其他囚犯有時會冒險到戶外的一小塊草地上休息。有一天,他們抬頭仰望天空,有人問彼特是否可以談談屬靈的事。他知道彼特是後期聖徒,他想問問關於這世界之外另一個世界的事。彼特開始教導他福音。40

不久,其他囚犯也開始尋求彼特的靈性指引。警衛不允許他們成群交談,所以彼特會一次帶兩個人,分別在他的左右兩邊,繞著營地散步。雖然不是每個人都相信彼特所講的事,但他們感謝他的信心,對教會也多一份了解。41

彼特和其他荷蘭軍官在德國拘留營裡待了幾個月後,被轉移到史塔拉格371號,這是一處戰俘營,位於納粹佔領下的烏克蘭。他們的新牢房是一棟冰冷的石造建築,但那裡的情況在某種程度上比他們在德國所忍受的還要好一些。彼特感覺在身心兩方面都更堅強了,便繼續邀請所有對他的教導有興趣的人,和他一起散步。他就這樣走了又走,以至於他寫信給妻子漢娜,問她可否寄來一些新的木鞋,好淘汰那些已經穿到破爛的鞋子。42

不久,大約有十來個人一致鼓勵彼特組織一個主日學,他答應了。由於納粹禁止這種聚會,他們便偷偷聚集在營區遠處角落的一棟空屋裡。他們用一條舊毯子遮住窗戶,還找到一個裝肥皂的箱子作為講台。奇妙的是,漢娜在彼特被捕後寄來的經文和詩歌本,都順利通過了審查,沒有被沒收。彼特教導聖經和摩爾門經,但這群人不敢開口唱詩歌,而是由彼特唸出聖詩歌詞。聚會結束後,這群人會一個個溜出門外,以免被人發現。43

史塔拉格371號監獄的一位基督新教牧師,最後還是注意到有人會和彼特一邊散步,一邊談話。他把他們一個個拉到旁邊,給他們看一本小冊子,內容充滿了對教會的扭曲報導,他還告訴他們,彼特被矇騙了。然而,這位牧師不但沒有說服他們遠離彼特和他的教導,反而讓他們對復興的福音更感到好奇。

有一位名叫卡倫巴奇先生的人,在讀完這本小冊子後,決定加入這群人。他告訴彼特:「我不打算歸信。我只是來聽你講故事。」44

有個星期日,彼特決定教導禁食的原則。他告訴這些人,他們應該把那天收到的一小杯豆子送給別人。

彼特說:「如果你們晚上睡不著,就應該祈禱求問神,你們在我這裡聽到的事是否真實。」45

接下來的星期日,這些人站起來分享自己的見證。卡倫巴奇先生是最後一位發言的人。他眼裡含著淚水,講述自己禁食的經驗。

「那天晚上我一直很餓,」他說,「但後來我想起弗蘭先生所說關於祈禱的話。」他談到他如何熱切地祈禱,想知道彼特所教導的事是否是對的。「接著,有一股難以形容的平安的感覺臨到我身上,」他說,「我知道我聽到的是真理。」46

  1. Kennedy, Freedom from Fear, 615–27; Miller, World War II Cincinnati, 51–56; Knepper, Ohio and Its People, 384–87.

  2. “Mormons to Build Church on Old Herrmann Homesite,” Cincinnati Enquirer, Jan. 8, 1941, 10; Fish, Kramer, and Wallis, History of the Mormon Church in Cincinnati, 66–68; Cincinnati Branch, Building Committee Minutes, Mar. 14, 1941–Apr. 23, 1941.

  3. Bang, “Personal History of Paul and Connie Bang—1942 Forward,” 4; May, “Rosie the Riveter Gets Married,” 128–30; Paul Bang, Draft Registration Card, Oct. 16, 1940, Paul and Cornelia T. Bang Papers, CHL; Milton Yarish Taylor, Draft Registration Card, Oct. 16, 1940, U.S. World War II Draft Cards Young Men, available at ancestry.com.

  4. Bang, “Personal History of Paul and Connie Bang—1942 Forward,” 4–5; Vaughn William Ball, in Cincinnati Branch, Record of Members and Children, no. 403; Ball, Reminiscences, part 3, section 4, [00:07:38]–[00:08:38].

  5. Bang, “Personal History of Paul and Connie Bang—1942 Forward,” 4; Janet Taylor, in Cincinnati Branch, Record of Members and Children, no. 375; Ball, Reminiscences, part 3, section 4, [00:08:38].

  6. Ball, Reminiscences, part 3, section 4, [00:08:38]–[00:09:08]; “The Fixers,” Photograph, Paul and Cornelia T. Bang Papers, CHL.

  7. Bang, “Personal History of Paul and Connie Bang—1942 Forward,” 4; Miller, World War II Cincinnati, 55–56.

  8. Hugill, “Good Roads,” 331–39, 342–43; Jakle and Sculle, Gas Station, 49, 58, 131–33; Ball, Reminiscences, part 3, section 4, [00:09:57]–[00:10:49].

  9. Bang, “Personal History of Paul and Connie Bang—1942 Forward,” 4–5; Taylor, Autobiography, 2–3; Utah Trip, Photographs; Charles V. Anderson to Milton Taylor, Jan. 13, 1936; Charles V. Anderson to Milton Taylor, Feb. 24, 1937; Charles V. Anderson to George and Adeline Taylor, July 30, 1940, Paul and Cornelia T. Bang Papers, CHL.主題:教會總部

  10. Bang, “Personal History of Paul and Connie Bang—1942 Forward,” 4–5; Taylor, Autobiography, 2; Salt Lake Temple, Endowments of the Living, 1893–1956, volumes H, I, May 1, 1942, microfilms 184,075 and 184,082; Sealings of Living Couples, 1893–1956, volume E, May 1, 1942, microfilm 1,239,572; Sealings of Couples and Children, 1942–70, volume 3E/3F, May 1, 1942, microfilm 1,063,709, U.S. and Canada Record Collection, FHL.

  11. Salt Lake Temple, Endowments for the Dead, 1893–1970, volumes 6U, 6Y, May 4, 1942, microfilms 184,248 and 1,239,528, U.S. and Canada Record Collection, FHL; Bang, “Personal History of Paul and Connie Bang—1942 Forward,” 5.主題:鹽湖聖殿聖殿恩道門印證

  12. Vlam, Our Lives, 95; Vlam, History of Grace Alida Hermine Vlam, 7; Weinberg, World at Arms, 122–27.

  13. Vlam, Our Lives, 87–89; Weinberg, World at Arms, 122.

  14. Vlam, Our Lives, 87, 91, 95; Netherlands Amsterdam Mission, Manuscript History and Historical Reports, 1939, 1941–42, 1, 9–12.主題:荷蘭

  15. Vlam, Our Lives, 64, 81, 91–95; Vlam, Interview [May 2020], [01:00:25].

  16. Vlam, History of Grace Alida Hermine Vlam, 8; Vlam, Our Lives, 95.

  17. Vlam, History of Grace Alida Hermine Vlam, 8; Vlam, Our Lives, [94]–95, 158; Vlam, Interview [May 2020], [01:15:10]; Vlam, “Answers to the Questions Posed,” 1–2.

  18. Central Pacific Mission, General Minutes, July 5, 1942, 144.

  19. Ikegami, Memories, 1; Allen, Hawaii’s War Years, 90, 112–13, 360–61; Ikegami, Journal, Jan. 14, 1942; Feb. 19, 1942; May 5 and 6, 1942; June 25, 1942; July 5, 1942.

  20. Okihiro, Cane Fires, 210–11; Jay C. Jensen, “L.D.S. Japanese Aid U.S. Soldiers,” Deseret News, Nov. 28, 1942, Church section, [1]; Kennedy, Freedom from Fear, 748–51; Heimburger, “Remembering Topaz and Wendover,” 148–50.

  21. Knaefler, Our House Divided, 6; Odo, No Sword to Bury, 2–3; Scheiber and Scheiber, “Constitutional Liberty in World War II,” 344, 350; Allen, Hawaii’s War Years, 134–37, 351.

  22. Allen, Hawaii’s War Years, 91; Ikegami, Journal, June 24, 1942; Jay C. Jensen, “L.D.S. Japanese Aid U.S. Soldiers,” Deseret News, Nov. 28, 1942, Church section, [1], 6; “We’re United for Victory,” in Central Pacific Mission, General Minutes, Summer 1942, 149; see also Akinaka, Diary, Dec. 7–8, 1941, and June 16, 1942.

  23. Ikegami, Journal, July 5, 1942; John A. Widtsoe, in One Hundred Twelfth Annual Conference, 33.

  24. “We’re United for Victory,” in Central Pacific Mission, General Minutes, Summer 1942, 149; Jay C. Jensen, “L.D.S. Japanese Aid U.S. Soldiers,” Deseret News, Nov. 28, 1942, Church section, 6, 8.

  25. “We’re United for Victory,” in Central Pacific Mission, General Minutes, Summer 1942, 149.

  26. Schnibbe, The Price, 45, 47–48; Holmes and Keele, When Truth Was Treason, 55–56.

  27. Schnibbe, The Price, 41–47; Holmes and Keele, When Truth Was Treason, 57.

  28. Holmes and Keele, When Truth Was Treason, 61–62, 66–67.

  29. Schnibbe, The Price, 36, 51–52; Document 52, in Holmes and Keele, When Truth Was Treason, 67–68, 221.

  30. Schnibbe, The Price, 52; Holmes and Keele, When Truth Was Treason, 69.

  31. Document 52, in Holmes and Keele, When Truth Was Treason, 69, 219; Schnibbe, The Price, 54.

  32. Holmes and Keele, When Truth Was Treason, 69–71; Schnibbe, The Price, 55.主題:何穆特·修本納

  33. Document 72, in Holmes and Keele, When Truth Was Treason, 273–75; Dewey, Hübener vs Hitler, 239.

  34. Sommerfeld, Interview, 2; Document 72, in Holmes and Keele, When Truth Was Treason, 273–74.

  35. Nelson, Moroni and the Swastika, 308–9; Sommerfeld, Interview, 9–10; Document 72, in Holmes and Keele, When Truth Was Treason, 274; Schnibbe, The Price, 31.

  36. Document 72, in Holmes and Keele, When Truth Was Treason, 274; Sommerfeld, Interview, 4–5.

  37. Sommerfeld, Interview, 11; Document 65, in Holmes and Keele, When Truth Was Treason, 257–58; Nelson, Moroni and the Swastika, 281, 307–9.

  38. Documents 65, 71, and 72, in Holmes and Keele, When Truth Was Treason, 258, 272, 275; Keele and Tobler, “Mormons in the Third Reich,” 23; Sommerfeld, Interview, 11–12.

  39. Dewey, Hübener vs Hitler, 239; Document 61, in Holmes and Keele, When Truth Was Treason, 240.原始信函已經遺失。何穆特的話是瑪莉·索默費德根據記憶進行了加工。

  40. Vlam, Our Lives, 95–97, 107.

  41. Vlam, Our Lives, 97, 99.

  42. Vlam, Our Lives, 99; Vlam, History of Grace Alida Hermine Vlam, 9.

  43. Vlam, History of Grace Alida Hermine Vlam, 9; Vlam, “Answers to the Questions Posed,” 1–2; Vlam, Our Lives, 99, 101.

  44. Vlam, Our Lives, 99, 101.引言經修訂以增可讀性;原文有:「他不想歸信,只是來聽彼講故事。」

  45. Vlam, Our Lives, 101.引言經修訂以增可讀性;原文有:「如果他們晚上睡不著,就應該祈禱求問神,他們從弗蘭先生那裡聽到的事是否是真實的。」

  46. Vlam, Our Lives, 101.引言經修訂以增可讀性;將原文的「那最後一天的晚上」改為「那天晚上」,「他」改為「我」。主題:禁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