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歷史
第5章:「愛是永不止息」


第5章

「愛是永不止息」

艾默琳·威爾斯姊妹於1910年蒙召喚擔任第五任總會慈助會會長時,已準備好承擔此一重任了。她隨眾人遷徙到鹽湖谷時,一路上曾與一些姊妹並肩工作過,這些姊妹都對耶穌基督的福音有著堅定不移的見證,也了解慈助會的基本原則。從1888年到1910年,她曾先後擔任琪娜·楊和拔示巴·斯密這兩位總會慈助會會長的祕書。

威爾斯姊妹和她的諮理克萊蕾莎·威廉斯及茱莉娜·斯密擁有見證,知道慈助會是藉由啟示成立的,因此她們致力維護慈助會成立所依據的各項原則。1913年10月,她們說:

「我們要宣告,我們的目標是繼續忠於這偉大組織的原始名稱、創立時的精神和宗旨,恪遵先知約瑟·斯密所給予受靈啟發的教導;依照這項計畫,婦女要經由聖職的召喚獲得能力,在適當的組織下集合起來,以達成施助病患、協助貧困者、安慰年長者、告誡輕疏者、援助孤兒的目的。」1

在此之前幾個月,威爾斯姊妹和她的諮理有感於這樣的目標,擬出了一項座右銘。這項座右銘會讓人時時謹記此組織奠基的原則和受靈啟發的起源。她們選了「愛是永不止息。」2這句經文作為宣言。這六個字概括了先知約瑟·斯密賦予慈助會姊妹的責任:也就是要「救助窮困者」和「拯救靈魂。」3

以往,先驅者婦女向附近的鄰人發揮仁愛精神;如今,慈助會姊妹要組織起來,向全球各地的鄰人展現仁愛,即「基督純正的愛」。4

威爾斯姊妹和她的諮理是在一段相當平順繁榮的時期擬定這項座右銘的,渾然不知幾年後所發生的事會使這項座右銘受到考驗。

在戰爭期間過平安的生活

1914年,歐洲爆發戰爭。至1918年11月戰爭結束時,許多國家都受到波及,這就是所謂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在這段期間,怨恨和缺乏寬容的情形很可能會影響慈助會姊妹們的仁愛之心,於是威爾斯姊妹和她的諮理向教會的全體婦女傳達了以下的信息:

「要以愛和耐心對待妳的丈夫和子女;要保護兒童,別讓他們對任何國家或民族抱持不寬容或仇恨的態度;讓他們遠離武器;不要容許他們玩打仗的遊戲,或模仿戰爭中死亡的模樣當作娛樂;要灌輸他們對國家和國旗心懷忠誠,但是要讓他們感受到自己是基督的士兵,萬一必須拿起武器捍衛自由、國家或家園,就要這麼做,而不必帶著憎恨或怨恨。……要教導國度中令人平安的事物,也要比以往更勤奮地找出貧困者。」5

威爾斯姊妹發表這項信息來敦促姊妹要實踐仁愛,正如先知約瑟·斯密在70年前所教導的那樣。她鼓勵她們要對親人有耐心,以仁慈對待鄰人——包括敵人——並為有需要的人提供服務。慈助會姊妹聽從了這項忠告。她們努力培養、分享基督純正的愛,她們知道這愛永不止息。6。無論在戰爭或和平的時期,這份愛會一直支持著她們。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的慈助會全心全意地與其他國內機構合作,如美國國家安全會議和美國紅十字會。姊妹們參與食物生產和保存、募款活動、公共衛生、兒童福利工作及其他服務。她們與這些機構合作時,既有效率又充滿活力。然而,先知提醒她們,她們絕不可忽略慈助會的神聖起源。

約瑟F.·斯密

第六任總會會長約瑟F.·斯密會長說,世俗的組織「是由男人創設的,或是由女人創設的」,但是慈助會「是由神設立、由神認可、由神制定、由神按立的,目的在幫助男人及女人的靈魂得到救恩。」他不希望「看到慈助會與這些婦女創立的組織混合在一起,跟從這些組織,或是與之混合,失去自己的身分。」他告訴慈助會姊妹們:「在每件值得讚揚的事,每件神聖的事上,在每件能鼓舞人類兒女、使人類兒女變得純潔的事上,妳們應該領導世人,尤其要領導世上的婦女。妳們要帶頭,而非尾隨。」7艾默琳·威爾斯姊妹有著同樣的遠見。她帶領慈助會與其他組織合作,但也協助維持慈助會特有的宗旨和神聖特質。

除了與其他組織合作外,慈助會姊妹們也獨力或與支會一起完成各種不同的事,提供物品給有需要的人,為他們募款。有些姊妹製作和販售洋裝、圍裙、童裝、棉被和手工編織的帽子和小地毯。還有些人飼養和販售牛羊。

猶他州土厄勒的一位姊妹得知,她製作的一條棉被在戰爭期間援助了一個英國家庭。這位慈助會姊妹於1906年製作了那條棉被,在裡面塞了一張字條,然後寄到加州舊金山,幫助一場大地震的災民。十一年後,那條被子被送到紅十字會,再寄到英國。當英國的受贈者發現字條時,寄了一封個人感謝函,說那條棉被來得「正是時候,那時我丈夫已戰死在前線。」這位寡婦要獨自扶養八個孩子,也沒辦法工作,她坦言:「我所能做的就是堅持下去。」8

許多英國姊妹志願為士兵們縫紉編織,但她們沒有錢購買所需的材料。美國和加拿大各地的慈助會紛紛慷慨解囊,捐出一筆急難救助金來協助。她們把錢寄到英國的各個分會,好讓英國的姊妹能買材料製作被單、枕頭套和衣物。

慈助會於1918年把剩餘的小麥賣給美國政府(見第4章),威爾斯姊妹表示:「這些年來,我們一直不太需要把所儲藏的小麥用在原先規劃的用途上,如今,世界籠罩在一片愁雲慘霧之中,從楊會長呼籲姊妹們為不時之需儲藏小麥一事上,我們可看見先知的智慧。」9

出售小麥不僅為饑餓的人提供了食物。克萊蕾莎·威廉斯姊妹在慈助會會長團擔任威爾斯姊妹的諮理,她建議慈助會把出售小麥的款項存入一個中央帳戶,然後用這筆錢的利息來改善婦女和兒童的健康。後來,威廉斯姊妹擔任第六任總會慈助會會長時,便負責督導將這些經費用在這些用途上。

鞏固個人與家庭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末期,許多家庭與個人都需要財務、健康、情感和靈性上的幫助,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慈助會於1919年成立社會服務部門,並獲得第七任總會會長禧伯·郭會長的全力支持。後來成為第八任總會慈助會會長的艾美·列曼姊妹,曾擔任該部門的主任。透過社會服務部門,慈助會與支會及支聯會在許多事上得以通力合作,像是幫助貧困的婦女和女孩求職,安排兒童領養等事宜。不過,該部門的主要目的還是為家庭提供實用的訓練。列曼姊妹說,社會服務部門不是「救援機構」而是「服務部門」,著重於「探究家庭狀況、擬定計畫和預算、集結資源救助後期聖徒家庭,以及職業訓練。」10

社會服務部門本著這項目標,制定了一項為期六週、有關家庭福利的訓練計畫。支聯會工作人員上完課程後,再回去教導自己的支會和社區;共有4,000多名婦女接受了訓練。

從1902年開始,總會慈助會會長贊助了一項護理人員訓練計畫。到了1920年,因為護理人員專業訓練涉及的範圍甚廣,慈助會因此成立了一項助理護士的訓練計畫。這個為期一年的課程,由猶他州鹽湖城的後期聖徒醫院開辦,學員不必繳學費,但必須在自己社區裡作30天的義務護理服務。4年間,共有46名助理護士完成了訓練,之後慈助會終止了這項計畫,轉為支援紅十字會的居家護理課程。就如同其他幾項計畫一樣,慈助會運用這項計畫來滿足那段時期特別的屬世需求,然後將這些工作轉由其他機構去做。

慈助會領袖鼓勵姊妹繼續發揮仁愛的精神彼此服務,就像她們在納府初期所做的那樣。姊妹照顧病患,為需要的人縫製衣物,並在其他方面救助困苦的人。例如,在1921年,一群住在土耳其的亞美尼亞聖徒必須撤離自己的家園。巴勒斯坦暨敘利亞傳道部會長約瑟·布司協助他們遷至敘利亞阿勒坡,他在那裡成立了一個分會,慈助會約有30位姊妹。這些婦女大多數都非常貧窮,不過,身為慈助會婦女,她們感覺有此特權和職責要為比她們更不幸的人服務。所以,她們聚在一起,將布司會長所購買的100碼(91公尺)布料,縫製成衣服。她們也為其他營養不良的難民準備了一餐食物。

克萊蕾莎·威廉斯於1921年4月接替艾默琳·威爾斯姊妹,擔任總會慈助會會長。她和威爾斯姊妹曾在總會慈助會會長團一同共事,已準備好面對未來的挑戰。威廉斯姊妹以組織能力及對眾人的愛與友誼著稱。

威廉斯姊妹為母親和嬰兒的高死亡率感到憂心;她也關心殘障者缺少工作機會,許多婦女生活水準低落。在她睿智、有為的領導下,慈助會繼續致力於改善這些問題。1942年,獲得總會和當地聖職領袖以及威廉斯姊妹的支持與鼓勵,柯頓塢支聯會慈助會成立了產科醫院。這間醫院後來納入教會的醫院網絡。

威廉斯姊妹看到「我們所接觸的人們在健康、機會和良好的生活水準方面」都極需改善。她說:「要達成這種全面性的提升,需要審慎的準備、訓練、教育工作和實際服務。」11這些努力有助於應付當時的需求,讓主教有機會為貧困的家庭提供協助,也幫助教會準備好因應幾年後發生的種種困難。

培養自立精神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十多年,慈助會致力於改善婦女與家庭的生活水準,著重在健康、就業和教育方面。慈助會姊妹也繼續倡導個人正義和仁愛行為。後來,在無預警的情況下,全球於1929年底突然陷入經濟大蕭條的困境。

慈助會裡所教導和學習的各項特質,再度在危機時刻鞏固了個人與家庭。後期聖徒婦女從對天父和耶穌基督的信心中找到力量,憑著自立的技能謀生,以實際行動發揮心中的仁愛。有了這些原則指引她們,她們有能力去照顧自己和家人,並且主動伸出援手關懷他人。

1928年,禧伯·郭會長召喚露薏絲·羅賓孫姊妹擔任第七任總會慈助會會長。經濟上的挑戰對羅賓孫姊妹而言並不陌生。她生長在猶他州西比奧一間簡陋的圓木屋裡,在那樣的鄉下地方,她學會種田、種菜、縫紉,也懂得如何辛勤工作、縮衣節食和開心度日。

禧伯·郭會長召喚羅賓孫姊妹擔任總會慈助會會長之前七年,已按手選派她為總會慈助會會長團第二諮理。她深感自己無法勝任那項工作,她的女兒說:

禧伯·郭

「母親到郭會長辦公室接受按手選派時,她很確定他一定是受了誤導,才會以為她有這個能力,所以她告訴郭會長她很樂意盡全力去做他吩咐的一切事,不過她希望他知道,她受的教育有限,而且沒什麼財富和社會地位,她擔心自己不是慈助會姊妹想像中的領袖典範。她最後說:「『我只是個卑微的婦女!』郭會長回答:『露薏絲姊妹,教會中的姊妹百分之85都是卑微的婦女。我們要召喚妳擔任她們的領袖。』」12

郭會長的一番話鼓勵了羅賓孫姊妹,她分享自己獨特的才能,先後在擔任諮理及會長時,都全心全意地服務。她有智慧、有愛心又勤勞。由於欠缺正規教育和物質財富,使得她能了解及幫助有相同境遇的人。她很能設身處地為持家者和母親著想,並給予她們實用的忠告。她了解在經濟拮据情況下度日的艱辛;不過她也知道母親在家中的影響力。因此她鼓勵母親盡可能留在家裡陪孩子,不要留下孩子去工作。

美國政府制定了許多救助計畫,試圖力挽經濟危機的狂瀾。一度,慈助會社會服務部門與這些社區機構合作,為貧困家庭服務,但是,這方面的需求不斷增加,已超過了該部門能應付的限度。該部門有一位工作人員就曾眼見她負責的個案數量從1929年的78個家庭,暴增到1934年的700多個家庭。13

教會很感謝政府機構的努力。羅賓孫姊妹表示,在幫助貧窮困苦者這方面,美國政府「做得好極了」。但是她同意聖職領袖所說的,教會成員需要繼續培養自給自足的基本價值。她說:「九十三年來,慈助會一直呼籲我們要照顧我們當中的貧困者。我在想我們現在是否在這方面太過倚賴政府了。」14

1936年4月,總會會長團推出一項涵蓋整個教會的福利計畫。這讓教會能更有力地幫助貧困的成員。在1936年10月的總會大會上,禧伯·郭會長說明了這項計畫的目的。

他說:「我們的主要目的就是盡可能建立一個制度,以去除懶惰的咒詛,廢止救濟金的邪惡,使得教會成員再度擁有自立、勤勞、節儉的美德,並尋回自尊。教會的目標在協助成員自立。工作應再度被推崇為教會成員生活的至高準則。」15

多年後,第十六任總會會長多馬·孟蓀會長也呼應這項教導,他說:「要記住,教會給予教會成員的幫助,是為了協助他們自助。教會成員重新自立是個人及家人的責任,聖職定額組及慈助會只是從旁協助。我們在幫助他們自立,而不是使他們變得依賴。主教應該設法協助每位接受幫助的人培養正直、自尊、尊嚴及健全的品格,使他們最終能完全自給自足。」16

福利計畫的一項指導原則是,慈助會姊妹和聖職弟兄在工作時應互相配合。第十一任總會會長海樂·李會長在擔任支聯會會長時協助制定福利計畫。他說:

「〔教會福利計畫〕要達成的最重要目標是,在整個教會中促進合作及團結合一的精神。 ……

「支會裡的慈助會與聖職定額組及主教團合作到什麼程度,該支會的〔福利〕計畫就能實行到什麼程度。」17

支會慈助會會長的角色尤其重要,當時的總主教約瑟L.·胡適令主教說:「依我之見,只有一個人可以進入某人的家中,分析這家庭的需求,然後明智地供應這些需求。那就是慈助會會長,我們也可以稱她為家庭管理人。……畢竟,這些美好的婦女都有自己的家庭,也都有履行母職和管理家庭方面的經驗。」18

慈助會非常適合在支會福利工作上擔任重要的角色。在主教指導下,她們評估家庭的需要,然後視需要提供經乾燥處理或瓶裝的蔬菜水果、衣服和被褥。有段時間,教會請姊妹在瓶裝水果時,每裝十瓶就捐一瓶給福利計畫。第九任總會慈助會會長貝拉·施百福姊妹回憶她們當時把被風吹落的水果收集起來罐裝保存,送給有需要的姊妹。經由這項服務機會,她對慈助會的宗旨更加感激和讚賞。

慈助會領袖是教會福利制度的重要一環。她們在總會、支聯會和支會層級,參與福利委員會的會議,參與決策,協調工作。隨著教會福利系統中的農場、工廠、發行中心和其他實物設施的規模日益擴展,這協調的工作就變得更重要了。慈助會社會服務部門於1969年併入教會福利與社會服務處。

強化仁愛的凝聚力

從1939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席捲世上大部分地區,教會的大多數計畫都受到這場全球性的戰亂波及。1940年3月,禧伯·郭會長會長的第一諮理小路賓·克拉克會長與各輔助組織的會長開會,重新檢視所有的計畫和活動。他們為教會各大部門列出了四項基本目標:「紓緩教會成員因支持教會活動而『不斷增加的重擔』;減輕主教的負擔;刪除需要昂貴、大型聚會場所的計畫;以量入為出的方式維持教會的運作。」並要求慈助會和其他組織將工作進行「整併、合作、縮減、簡化和調整,以配合〔總會〕會長團合力達成上述目標。」19

護衛家庭

教會領袖簡化各項計畫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護衛家庭。聖職領袖和輔助組織領袖很擔憂第二次世界大戰使得家庭組織和家人關係開始瓦解。由於男人上戰場,婦女沒有丈夫和年齡較大的兒子給予協助,因而必須獨自養家。教會領袖再次鼓勵家中有小孩的母親,要盡可能以不必外出擔任全職工作的方式來供養小孩。這些領袖鼓勵慈助會姊妹們學習自立的基本技能:製作棉被、縫製衣服、種植園圃、保存及儲藏水果蔬菜。在靈性方面,他們也強調母親在家中所扮演的角色。飽受戰爭摧殘的國家需要良好的年輕公民,這些年輕人從母親那裡學習到道德和正直。

與社區組織和聖職領袖通力合作

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一樣,美國的慈助會成員響應號召,在其他公益組織或機構擔任志工、提供支援。1942年,10,000多名慈助會姊妹完成了紅十字會的居家護理、急救和營養課程。教會也發起反煙和反酒活動,以保護在軍中服役的後期聖徒之健康。藉由支持這些計畫和提供愛心服務,慈助會姊妹不但改善人們的健康,也促進了人與人之間的善意。

在這段期間,慈助會姊妹與社區和聖職領袖密切合作。艾美·列曼姊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大多數時間內擔任第八任總會慈助會會長,她說:

「我認為,始終讓我心存感激的其中一件是,……就是慈助會姊妹們一直不斷得到聖職領袖的支持——來自總會持有權柄人員以及當地聖職領袖的支持,尤其是支會主教。

「總會持有權柄人員不僅讓各輔助組織的摩爾門婦女領袖在教會中獲得許多寶貴的機會,而且,這些婦女領袖與其他人道援助機構合作時,總會持有權柄人員也給予了許多鼓勵。」20

這類合作的一個例子是印第安學生安置計畫,在當時十二使徒定額組的賓塞·甘長老的支持下,這計畫於1947年開始實施。透過這項計畫,居住在設有正規學校、教會組織健全地區的後期聖徒家庭,可邀請小鄉鎮的美國印第安青少年到家中住一段時間。這項計畫有助於這些青少年擴展生活經驗,亦可增進不同文化之間的了解。

慈助會領袖,尤其是第九任總會慈助會會長貝拉·施百福姊妹,在甘長老的指導下協助推動這項計畫。許多姊妹直接為這些青少年服務,把他們當成自己的孩子,照顧他們的生活起居。這項計畫一直持續到1996年為止。十二使徒定額組的培道·潘會長後來表示:「印第安學生安置計畫已達成其目的,現在予以終止。這是很自然的事。……樓房蓋好了,鷹架就會被拆除。」21

「基督純正的愛」:將仁愛付諸行動

歐洲慈助會的姊妹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飽受痛苦折磨,然而即使在可怕的戰亂中,她們依然表現出令人讚揚的勇氣來彼此服務。她們繼續保持忠信,倚靠自己的見證和耶穌基督的贖罪。她們在這段時期的生活和見證實在讓人振奮和感動。

戰爭結束後,曾擔任德國司徒加區會慈助會會長的馬利亞·史百德寫道:

「過去這五年的日子非常艱困,我們都變得非常謙卑。我們對主的信賴以及對祂教會的見證一直是支持我們的力量。祂慈悲地保全了我們,雖然我們飽受苦難,祂卻賜給我們祂的力量。我們有些人失去了屬世一切財物,失去了我們所珍惜的每一件東西,但是當我們說:『在黑暗中與神同行,勝過在光明中卻沒有神相伴』的時候,我們是有感而發的。 ……

「我們歡唱錫安之歌,信賴我們的主。祂讓一切事情好轉。」22

另一位區會慈助會會長可竹·齊普洛曾在許多夜晚,在黑暗中與神同行,去關心姊妹們,為她們服務。她住在荷蘭,當時該國被軍隊佔領。由於衛兵常把路人攔下來檢查盤問,她隨身帶著識別證,以便能探訪區會裡各分會的慈助會。

齊普洛姊妹的兒子約翰說,「軍隊佔領的時間持續了五年,夜間外出越來越危險。」他回想母親的奉獻精神說:「你們是否能夠想像,家母在那樣危險的情況下,多次勇敢地在夜間騎著單車外出探訪其他分會?」他回憶道:「無論她當時的心情或外在處境如何,她都要履行自己的職責。她實在是一位了不起的婦女和領袖!如今我心中毫不懷疑,她是主親自揀選、在那時候擔任慈助會會長的。」

齊普洛姊妹的兒子認為:「她在那樣的情況下一次又一次出去,不知道會面對什麼樣的問題,想必她那時已完全信賴主。」23

丹麥聖徒的情況比其他許多國家聖徒的情況稍好,他們還有食物可吃,所以他們會將食物分給較不幸的鄰國人民。丹麥傳道部慈助會會長夏娃·奎格森說:「在戰爭期間我們負責幫助忍饑挨餓的鄰國挪威。我們和傳道部辦公室合力為此目的捐款,每個月都有許多裝滿食物的包裹寄去給挪威的弟兄姊妹,他們一直對此有著說不盡的感激。」24

壽·白朗會長親自目睹了這樣的仁愛舉動。他於1937年到1939年擔任英國傳道部會長,1939年到1945年擔任歐洲後期聖徒軍人協調員,1945年到1946年再度擔任英國傳道部會長,之後擔任十二使徒定額組成員和總會會長團成員。他報告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看到慈助會姊妹服務的情形:

「在戰區有成千上百位慈助會婦女一直冒著危險、考驗和艱困過生活,她們所受的苦不亞於戰場上的男子。這些英勇的婦女即使面對看似難以度過的難關,依然勇往直前。 ……

「與這些婦女一起跪下祈禱,聽到她們為一些平凡簡單的祝福、為她們和親人能保住性命、為擁有少許的生活必需品和沒有窗戶的住家而感謝神,這對於我們之中許多人來說,不但是一種啟發,也是一記當頭棒喝。我們有許多人在物質上的祝福遠超過這裡的任何一人,卻經常抱怨失去了某些奢華的享受。」25

一位東德的姊妹海葳·畢芮考提供食物給挨餓的俄國戰犯,雖然這樣的仁愛舉動可能會使她和家人入獄或遭到槍決。26多年後,她和其他幾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有過類似考驗的人接受訪問,談談當時的經歷。在每段訪談結束時,採訪者都會問:「你如何在面臨這些考驗時保守見證?」這位採訪者把她得到的所有回答用這句話作了總結:「這段時間不是我保守了見證,而是我的見證保守了我。」27

第二次世界大戰於1945年結束時,全球的慈助會姊妹們都飽受憂傷貧困之苦。然而,即使經歷了這一切,她們仍繼續彼此服務,鞏固家庭和增強見證。

在親眼目睹了許許多多的苦難和無私的服務之後,艾美·列曼姊妹說:

「〔我的〕見證一直是我的碇錨及支持我的力量,它在歡樂時刻讓我心滿意足,在憂患沮喪時刻給我安慰。 ……

「我很感謝過去有這機會……在慈助會服務,我長大成人後的大多數歲月裡,一直很開心滿足地與成千上萬的慈助會成員一起工作。我曾到她們的家拜訪,在她們家過夜、用餐,也因此見識到她們美好的品格、她們的無私、善解人意、忠信和犧牲。對於這樣的姊妹服務情誼,我內心的崇敬之情無法言喻。」28

在考驗試煉和動亂不安的時期,全球的慈助會姊妹們遵從了摩爾門的勸誡,「要固守著仁愛,那是一切事物中最偉大的。」她們的表現證明了她們確實了解「一切事物終必止息,……〔而〕仁愛是基督純正的愛,這種愛永遠持守。」29一次又一次地,她們始終忠於她們的座右銘:「愛是永不止息。」

第5章

  1. Emmeline B. Wells, Clarissa S. Williams, and Julina L. Smith, “Resolutions of Relief Society,” Woman’s Exponent, Nov. 1913, 79.

  2. 哥林多前書13:8摩羅乃書7:46see also General Board Minutes, 1842–2007, July 3, 1913, Church History Library.

  3. Joseph Smith, in Relief Society Minute Book, Nauvoo, Illinois, June 9, 1842, Church History Library, 63.

  4. 摩羅乃書7:47

  5. Emmeline B. Wells, Clarissa S. Williams, and Julina L. Smith, “Epistle to the Relief Society Concerning These War Times,” Relief Society Magazine, July 1917, 364.

  6. 摩羅乃書7:46-47

  7. Joseph F. Smith, in Minutes of the General Board of Relief Society, Mar. 17, 1914, Church History Library, 54–55.

  8. In “Notes from the Field,” Relief Society Magazine, Sept. 1917, 512.

  9. Emmeline B. Wells, “The Grain Question,” Relief Society Bulletin, Sept. 1914, 1–2.

  10. Amy Brown Lyman, “Social Service Work in the Relief Society, 1917–1928,” typescript, Church History Library, 2.

  11. Clarissa S. Williams, in “Relief Society Gives Hard Job to General Head,” Deseret News, Sept. 23, 1925, section 2, page 1.

  12. Gladys Robison Winter, in The Life and Family of Louise Yates Robison, comp. Gladys Robison Winter, Church History Library.

  13. See Evelyn Hodges Lewis, interview by Loretta Hefner, Sept. 1979, transcript, Church History Library.

  14. Louise Y. Robison, “Officers’ Meeting,” Relief Society Magazine, May 1935, 272.

  15. Heber J. Grant, in Conference Report, Oct. 1936, 3.

  16. 參閱多馬·孟蓀,「個人及家庭福利的指針」,1987年2月,聖徒之聲,第7頁。

  17. Harold B. Lee, “Place of the Relief Society in the Church Security Plan,” Relief Society Magazine, Mar. 1937, 143; punctuation standardized.

  18. Joseph L. Wirthlin, “Relief Society—An Aid to the Bishops,” Relief Society Magazine, June 1941, 417.

  19. “Memo of Suggestions,” 1–6, Church Union Board Executive Committee Minutes, Church History Library.

  20. Amy Brown Lyman, in Mayola R. Miltonberger, Fifty Years of Relief Society Social Services (1987), 2; capitalization standardized.

  21. 培道·潘,未出版手稿。

  22. Maria Speidel, in “Notes from the Field,” Relief Society Magazine, Feb. 1946, 123.

  23. John Zippro, “Life Story of John Zippro,” unpublished manuscript, quoted in Jill Mulvay Derr, Janath Russell Cannon, and Maureen Ursenbach Beecher, Women of Covenant: The Story of Relief Society (1992), 301–2.

  24. Eva M. Gregerson, in “Notes from the Field,” Relief Society Magazine, Feb. 1946, 118.

  25. Hugh B. Brown, in “Notes from the Field,” Relief Society Magazine, Oct. 1944, 591–92.

  26. See Hedwig Biereichel, in Roger P. Minert, In Harm’s Way: East German Saints in World War II (2009), 209.

  27. See Jennifer A. Heckmann, in Nathan N. Waite, “Steadfast German Saints,” BYU Magazine, Winter 2010, 57.

  28. Amy Brown Lyman, In Retrospect (1945), 160–61.

  29. 摩羅乃書7:4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