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信的高級諮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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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信的高級諮議

我從德國一位忠信的大祭司身上學到了「就地舉起」的寶貴意義。

The  Faithful High Councilor

2008年10月,我收聽總會聖職大會轉播時,總會會長團第二諮理迪特·鄔希鐸會長談到教會中的服務。他講了他和一些弟兄嘗試搬動沉重鋼琴的故事,就在怎麼搬都搬不動的時候,有人勸他們緊靠在一起,然後「就地舉起」。1

鄔希鐸會長接著談到,我們在教會中,蒙召到哪裡服務就到哪裡服務。有些人覺得蒙召喚去做的事要配得上他們了不起的才華,才能提供好的服務。鄔希鐸會長說:「沒有任何召喚是大材小用;每項召喚都是服務和成長的機會。」2

鄔希鐸會長演講的時候,我想到過去認識的一位教會成員,這人很謙和,願意就地舉起。

1985年,我當時是美國陸軍軍官,隨軍駐紮在德國的一個小鎮。10年之前,我曾在德國傳教。1983年,我以軍人的身份帶著太太黛博拉及兩個年幼的女兒抵達德國,開始參加有100多名成員的軍人分會。兩年後,我們決定要完全沉浸於德國文化,於是開始出席巴特克羅伊茨納赫這個小分會的聚會,那裡約有12名成員。

我們開始出席聚會後大約第二週,注意到有一個新來的人。這人45歲左右,後來知道他是受指派負責我們分會的高級諮議。他不是來處理支聯會事務的,純粹拜訪。聚會結束後,我們聊了一會兒,道別時,我想大概要六個月後,才會再見到他。

隔了一週,這位高級諮議又來了。我後來才知道,他從家裡到這個小鎮,開車大約要一個小時。這位高級諮議每個月拜訪我們分會兩三次,直到卸任為止。他很友善、低調,很會鼓勵人。他總是和分會的每位成員聊天,也因為這個分會很小,他經常受邀上台演講。他的奉獻精神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我給他取了「忠信的高級諮議」這個外號。

有個星期天,他早上來參加分會聚會,晚上6:00又回來參加洗禮會;中間則去拜訪另一個分會。坦白說,我其實想過:「他是怎麼惹上支聯會會長的?要不然怎麼會被派來負責支聯會中最小又最遠的分會?」或許他其實沒有我想的那麼聰明、謙卑、討人喜歡。或許,他不喜歡自己的支會,所以利用這項指派任務,跑得遠遠的。由於想不出所以然,就沒再去想這件事。

那次洗禮會過後的幾個星期,有一天我半夜回到家,已是星期日的凌晨。我當時在東西德邊界附近進行訓練,花了三個半小時才到家,走進家門時,疲憊不堪,太太黛博拉還沒睡。她跟我說那位「忠信的高級諮議」打電話來,想和我見面。我問說:「約在聚會前還是聚會後?」聚會是上午10:00開始,我希望是聚會後,這樣就可以睡到8:30。

太太說:「是聚會前。」

「9:30?」

「不是,他要去別的地方處理支聯會的事務,所以要你到他在法蘭克福的辦公室見面,他說在5號門碰面。」

我問說:「幾點呢?」

她回答說:「六點。」

我很生氣,現在已經是半夜12:30,為了要早上6:00見面,我4:30就得起床,也就是說睡不到四小時。我要怎麼做?我連他的電話號碼都沒有,沒辦法在早上打電話給他,說我沒法跟他見面。我把衣服脫在床邊,沒有設鬧鐘就躺下來。躺著躺著,腦海中出現了許多想法:

如果沒有和這位「忠信的高級諮議」見面,會怎麼樣?如果我沒有到他的辦公室,他應該也會有效地運用時間。下一次見面再跟他說明沒能赴約的理由,他可能會說:「沒問題,你的決定是對的。早知道你那麼晚才到家,我絕對不要你來。我們可以現在處理那件事。」況且,我其實不是那個分會的成員。沒錯,我們的教籍紀錄是在那裡,也每個星期出席聚會,不過我們是外國人,德語說得很糟,五、六個月後就要搬走。

我幾乎覺得心安理得,再過幾分鐘,就可以漸漸入睡。接著,我想起了我給他取的外號,還有自從我們出席這裡的聚會以來,這個「忠信的高級諮議」來拜訪我們分會的每個時刻。他星期日晚上參加了那場洗禮會,他在週間來參加了一場分會活動。他總是和每位成員說話,鼓勵並啟發他們。他似乎從不論斷,也不會態度冷漠,他尊重分會會長和他所作的努力。就算他對被派到這個小分會感到失望,也從來沒有表現出來。

於是我起床,走到放鬧鐘的衣櫃,把鬧鐘設在4:30。我決定要和那位「忠信的高級諮議」見面,這樣就不必擔心我要是沒赴約,他會怎麼說和怎麼想了。況且,我們搬走以後,很可能永遠都不會再看到他或聽說他的事情。我決定不到四小時後起床,開80公里的車到他辦公室,因為我真的尊敬他是「忠信的高級諮議」,我怎能不效法他呢?

Religious Freedom

那個星期日早晨6:00,我開車到5號門,有位拿著機槍的警衛迎面走來,他看著我的美軍車牌,可能在想我是不是迷路了。「忠信的高級諮議」決定不來了嗎?不到兩分鐘時間,他的車就開到我旁邊,他說:「唐,早啊,進我的辦公室吧。」警衛開了門,讓我們進去。

他和我聊了一下,又帶我看了辦公室的環境,然後切入重點。他說他打電話給我,是要我擔任分會會長的諮理,不是第一也不是第二諮理——是唯一的諮理。我來之前,分會只有兩位聖職持有人,一位擔任分會會長,一位擔任長老定額組會長,每隔幾年就互換職務。

我接受了召喚,直到三個月後我去美國參加兩個月的訓練為止。

我不在的時候,太太和小兒子都生病了。兒子需要到距離基地約97公里外的醫院就醫。黛博拉身為軍人的妻子,很堅強,一直都沒有抱怨,也沒要求我回德國。事實上,我回家後才知道實際的病情。有一次,她去當地診所看完病,醫生載她回家,因為醫生覺得她狀況不佳,沒法自行開車。分會會長和慈助會會長都表示可以幫忙,但她客氣地婉拒了。除了有語言和文化的困難外,黛博拉也不想麻煩任何人。

有一天,那位「忠信的高級諮議」打電話給她,他剛被召喚為支聯會會長。他親切地詢問她的健康狀況,不接受「我沒事」這樣的回答。黛博拉說的每一個沒事,都被他用溫柔但有效率地的問題問出家裡實際的狀況。最後他說:「黛博拉,你需要讓分會來幫助你。他們真的很想幫忙,要是能幫到你,整個分會就會更團結。」她感激地接受了他們的幫助。

我從美國回來後,我們在那個分會又待了兩個月,後來搬到大城市去。

我從那段生活回憶中慢慢回過神來,坐在座位上,身子前傾,重新專注聆聽喇叭中傳來的鄔希鐸會長的聲音。我真的很欽佩他信息中的含意,有些時候,(我在商場上、軍中,甚至是教會中聽到的一些演講),我會懷疑演講者是否言行一致,但是我對鄔希鐸會長的信息則毫不懷疑。不只是因為鄔希鐸會長的口音讓我想起德國,想起和那位「忠信的高級諮議」相處的經驗,更因為鄔希鐸會長其實就是那位「忠信的高級諮議」。我們在那個星期日清晨會面的工業大樓就是法蘭克福國際機場,當時他是德國漢沙航空公司的首席飛行員。

老實說,在我認識的人當中,沒有比他更謙卑、更忠信地實踐自己所講的道的了。我很感謝能學到並了解「就地舉起」的寶貴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