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音進修班一個世紀的發展

    2012年9月
    約瑟和安妮·梅里爾與他們的子女,約攝於1912年

    首個福音進修班課間班學程是在超過100年以前,於猶他州鹽湖城格蘭奈特高中舉行的。1這計劃初時主要是某個個別支聯會的實驗,自此卻發展成一個全球性的宗教教育體制,將福音教育帶到教會在全世界的年輕成員。福音進修班學程及其大學的學程——福音研究所——從微小的開始,發展成教會內主要的教育單位,比任何其他後期聖徒的教育項目擁有更多的報名人次,以及差不多相比世界上任何的教育組織擁有更廣泛的影響。今日,福音進修班和福音研究所學程藉著近50,000名全部時間、部分時間以及義工教師及行政主管的努力,教導著遍佈在143個不同國家、超過700,000名的學生。2

    就如其他組織一樣,探求福音進修班及福音研究所學程的起源,不僅使我們深入了解這個組織的誕生,而且還使我們明白其目標和理想。培道·潘長老在1977年時提到﹕「先知曾預言要準備好這人民,而在教會歷史上,準備好這人民的最佳例子,莫過於福音進修班和福音研究所學程的成立。這些學程成立時都是很好的計劃,但在當時卻不是迫切需要的。這些學程在一段時期發展茁壯,並成為教會的堡壘。這些學程現在是從神而來的一項祝福,以在此極具挑戰的時代拯救現代的以色列。」3

    若要完全討論福音進修班首個世紀的歷史,就必須只談論較重要的事件。但就算只是一個簡單的敘述,當中也包含著有關因地制宜、創新及啟示的引人入勝的故事。

    1910年代
    簡單的開始

    約瑟和安妮·梅里爾與他們的子女,約攝於1912年。由安妮·惠頓惠予提供。

    許多複雜的歷史因素促成了福音進修班學程的誕生。但就最簡單的意義而言,這個學程是在家人家庭晚會這個很普通的場合中開始的。當時約瑟·梅里爾剛被召喚成為猶他州格蘭奈特支聯會會長團的成員,他坐著聆聽妻子安妮在他們的孩子上床睡覺前,向他們講述聖經和摩爾門經的故事。「她的故事清單很長,以致她的丈夫常常驚嘆其故事數目之多。他亦經常如孩子一樣坐下來,著迷地聽她熟練地將故事娓娓道來。」4後來梅里爾弟兄問她妻子從哪兒聽到所有這些故事。她回答大部分故事也是從她年輕時曾入讀的教會鹽湖學院中,雅各·陶美芝弟兄所主持的神學班上聽到的。梅里爾弟兄為他妻子的有效教學而深受感動,於是立即開始思考其他就讀公立學校的孩子如何可以和她妻子一樣接受那樣的靈性訓練。他滿腦子在想有什麼方法能在上學的日子為學生們提供宗教經驗,不論他們是就讀什麼樣的學校。數週以後,他向支聯會會長團提出這個新的宗教教育學程的粗略想法。5

    這個簡單的經驗雖然引發出促使福音進修班誕生的一些啟示力量,但我們必須知道,福音進修班學程並不是憑空構想出來的。渴望去接受教育,尤其是宗教教育,從一開始就是後期聖徒很重要的思維。先知約瑟·斯密接受到的啟示,勸勉成員去接受教育(見教約88:117-26),以及宣告「神的榮耀是智能」(見教約93:36)。從一開始,聖徒們便同步地接受到屬靈和屬世的教育,從他們最早宗教建築物(即嘉德蘭聖殿)的早期運動中所教導的大量屬世主題可見一斑。6隨著教會成長並遷移到美國西部,教育在教會內的地位依然未有改變。

    在十九世紀時,教會採取了行動去組織其教育計劃。在1888年,教會成立了總會教育理事會以監督教會學校的體制。一封由總會會長團發出的信說明了這項計劃的必要:「我們感到時候已到,我們的孩子該從我們人民的手裡接受適當的教育。」7教會的領袖擔心那些就讀公立學校的孩子缺乏宗教原則的教導。這些教育計劃提供了一個遍佈整個西部山間的教會學院體制。8安妮·梅里爾就是在上述其中一所學校裡,從雅各·陶美芝弟兄及其他傑出的教師那兒接受其神學方面的訓練。為了滿足那些無法到教會學院就讀的學生的需要,教會領袖也同時開展了一個宗教課程的運動,旨在於課餘時間內提供宗教訓練來增補公立教育。9這兩個體制也曾享有成功,但是隨著公立學校的數目日益增多,以致令後期聖徒家庭越來越難以支持兩個不同的體制。最終由於經費有限的關係,學院的學生報名人數開始下跌。直至1911年,在約瑟·梅里爾開始構想一個新的體制的同時,猶他州公立學校學生的人數首次超越了教會學院的報名人數。10

    約瑟·梅里爾是猶他大學一位充滿活力的年輕教授。他想要找出一個方法使教會教育與公立教育一起運作,而不是相互競爭。可能受到他在芝加哥唸研究所時見到的宗教神學院所啟發,梅里爾弟兄想到在公立學校的附近興建一幢分開的建築物,好使學生能在平常上學的日子參加宗教課程。此計劃得到格蘭奈特支聯會教育理事會以及教會教育理事會核准。在其後一個與當地公立學校理事會的會議上,約瑟·梅里爾成功安排學生可在課堂時間內離開,甚至能因研讀聖經主題而獲得學分。11

    梅里爾弟兄接下來的任務是要為這個項目揀選合適的教師。在一封概列這個職位所需特質的信中,他寫道﹕

    容我提議,支聯會會長團希望可以找到一位既堅強又符合資格的年輕男子,來以最令人滿意的方式履行此工作。我們說的年輕不一定是指一位在年齡上年輕的教師,而是指一位在其感覺上年輕的人。他會愛年輕人,喜歡與他們作伴,能夠得到他們的尊重和欽佩,以及對他們具極大的影響力……我們希望這個人是一位認真的學生。他不會敷衍地教導,卻會藉著其堅強而吸引人的性格去使他的課堂充滿吸引力,並且能在他所教導的事情上展示其透徹的了解及學識。……我們希望那位教師是個領袖,而且是個人人都認為是不比任何高中教師遜色的人。12

    多馬·葉慈,第一位福音進修班教師,攝於約1901年。教會歷史圖書館惠予提供

    最終被揀選負責這工作的人是多馬·葉慈,他是猶他州格蘭奈特支聯會高級諮議會的成員。13他並不特別精於宗教,他的職業也不是教育家。他唯一的教學經驗是20年前在猶他州米勒郡教會學院內擔任一年的教學工作。葉慈弟兄是康乃爾大學的畢業生,他蒙召喚時正在附近施工中的墨瑞發電廠擔任工程師。但多馬·葉慈的確是個非凡的門徒。他在支聯會的高級諮議會中,以及在許多重要的傳道指派上忠信地服務。支聯會會長法蘭克·泰來曾提到﹕「葉慈弟兄一直令我想到被賣到埃及的約瑟;他就像是一座純潔而又充滿力量的高塔。」14

    揀選出合適的教師以後,梅里爾弟兄和葉慈弟兄便著手制定這個新項目的細節。他們作了個重要的決定,要課程以經文為中心。其中兩個課程——即舊約和新約的課程——有學分,而第三個結合研讀摩爾門經和教會歷史的課程則沒有學分。15葉慈弟兄多次與格蘭奈特高中的教職員會面以保障獲得全面的合作。與此同時,約翰·泰來會長向錫安儲蓄銀行借來一筆2,500美元的貸款,作為在高中附近興建一座大樓的經費之用。首座福音進修班大樓的興建工程,在開課前的幾個星期才開展。落成後的建築物有三個房間:辦公室、衣帽間和課室。課室內設有一塊黑板、有扶手的座位和一個發熱的火爐。但內裡並無燈。課本就只有聖經和摩爾門經。福音進修班的整個圖書館裡,就只有葉慈弟兄的聖經字典。學生們自行製作他們自己的聖地、北美洲、美索不達米亞和阿拉伯的地圖。16


    格蘭奈特福音進修班大樓的原貌。圖片中大樓屋頂上的是保羅·雷曼,是其中一名首屆畢業生。他在重演保羅在屋頂傳教的一幕。教會歷史圖書館惠予提供

    在1912年秋季開辦的首屆福音進修班有70名學生。17由於大樓在學年開始後三個星期才竣工,所以有很多學生未能在首年參加福音進修班。18在第一年中,多馬·葉慈早上到墨瑞發電廠工作,然後騎馬到福音進修班大樓並在每天最後兩節課的時間教課。19在1950年一個訪問裡,他描述福音進修班在首年運作的情況:

    學生需要研習一整章的聖經,然後向全班報告。然後全班會加以討論。

    並沒有使用任何課本。

    學生們並沒有任何形式的娛樂活動,沒有派對、舞會、課程活動,或任何形式的娛樂以致令他們偏離事情的常規。20

    多馬·葉慈只教了一年福音進修班而已。泰來會長曾邀請他繼續在第二年任教,但是來回墨瑞發電廠的舟車勞頓,令他感到不勝負荷,於是他婉拒了邀請。葉慈弟兄推薦蓋·威爾森來替代他。威爾森弟兄是一位專業的教育家,剛從科隆尼亞華瑞兹搬到猶他州鹽湖城。21

    威爾森弟兄後來提到,人們一般感到,葉慈弟兄是因為缺乏經費和設施而令他沒有繼續嘗試任教更長的時間。儘管有困難,這個新的項目已開始產生影響。將近一個世紀後,總會會長團的亨利·艾寧會長談到首屆格蘭奈特福音進修班所帶來的影響。當他剛被委任為教會教育代理主任委員時,他感到自己無法勝任,艾寧弟兄憶述:

    我被指派去協助數目這麼龐大的教師,這令我感到不勝負荷,直至有人交了一個小小的點名冊給我。那本是教會首次開辦福音進修班時用的點名冊。那是在1912至13年間的學年所用的。……

    在那本點名冊內,有個名字叫蜜德莉·班寧。那年她16歲。三十一年之後,她成為了我的母親。當時她的父親在今日來說會被稱作「較不活躍」成員。在首屆的福音進修班開課以後的秋季,蜜德莉的母親變成了寡婦。她要獨力在一個小農場裡工作,以賺錢撫養家母蜜德莉和其他五名子女。幸好有位福音進修班教師對家母關懷備至,熱切為這個年輕女孩祈禱,讓聖靈將福音深植在她的心中。

    由於那位教師教導了70名學生之中的一位女孩,因此造福了成千上萬的人。22

    格蘭奈特一直是教會內唯一的福音進修班,直至1915年猶他州百翰市巴克斯愛爾德福音進修班開課,並由亞伯·理察任教。從那時到1920年的這段時間裡,福音進修班體制開始逐漸發展,越來越多福音進修班在猶他州、愛達荷州和亞利桑那州成立。到1910年代末,一共有20個福音進修班在運作中。24

    福音進修班也持續成為一個正統的教育實體。1916年1月,猶他州教育委員會正式核准福音進修班中舊約和新約的課程可以得到高中學分。25福音進修班在1910年代其後的日子開始冒起成為一個學院體制以外的可行體制,而學院體制就繼續因公立學校的快速擴展而顯得不再重要。約瑟F.·斯密會長感到學院體制的發展已到極限,教會要面對現實並「須要因應日益上漲的成本而調整教育方面的支出」。26隨著支持學院運作的費用變得非常昂貴,福音進修班卻提供了一個方法可以用比較便宜的方式來教導教會裡的青年經文,亦能比教會學院影響更多學生。

    1920年代
    福音進修班走到最前線

    1920年,教會教育計劃的組織架構進行改組。大衛奧·麥基獲委任為教會教育的主任委員。格蘭奈特高中的前校長亞當·班寧獲委任為教會教育督導。27到1920年代初,在猶他州百份之九十的中學生就讀公立學校。1920年3月,教會教育委員會提議把幾乎所有餘下的教會學院關閉或轉交州份控制,而指示將福音進修班學程作重大的擴充,以滿足教會青年的需要。28在組織了學院體制後的多年間,教會成員變得更接受公立教育,而現在福音進修班為後期聖徒學生提供了機會,可以一邊接受高中屬世的教育,一邊研讀經文。隨著大部分學院關閉,教會轉而將焦點集中在只有教會能提供的那種教育——宗教訓練。

    在1920年代期間,當大部分學院都面臨關閉,福音進修班的數目則以爆炸性的速度成長。單單在1920年代末,運作中的福音進修班數目已由20個增至81個。29學院體制雖然已轉變到福音進修班,但那並不表示教會領袖覺得福音進修班能完全取代學院。教育督導班寧擔心「在我們目前的體制下,我們的福音進修班流於太理論化。事實上,它真的只有教導而缺乏行動——沒有應用。」30教育督導希望把福音進修班提升到一個更專業的層次,並確保能與教會聖職領袖有更好的合作關係。31立下這些目標後,他開始提升福音進修班的學術標準,以及開展訓練教師的計劃。

    一班福音進修班教師在阿斯彭林出席一場夏季訓練大會

    教育督導班寧所作出的其中一個新改變,就是為福音進修班教師開辦一所夏季訓練學校。由1920年開始,福音進修班教師會聚集在一起將課程大綱標準化。在此之前,經文就是福音進修班課程的課本。教育督導班寧首次引入與經文一起使用的課本。1921年,多位總會持有權柄人員,包括雅各·陶美芝、密文·培勒、約瑟·斐亭·斯密、喬治·理查和安東尼·伊文斯向教師們講話。32自1926年開始,學校訓練在普柔浮峽谷的阿斯彭林進行。課程舉行了六個星期,大多數教師都住在帳篷裡。一位老師回憶起他在山上的那段美好經驗:「老師總共大約有九十人。我們有一座建築物,用作課堂和自修室。……大多數人都在下午打壘球和排球。……我們在那個夏天建立了很好和持久的友誼。我感到和造物主很接近,並因祂的大能而感到驚奇。」33

    在1926年,教會教育的未來出現了新問題。在1926年2月舉行的教會教育理事會會議上,教育督導班寧提交了一份報告,指出在教會學校教育學生的人均成本是每年204.97美元,而福音進修班學生的人均成本則為23.73美元。報告尖銳地問道:「教會對教會學校的投資,是福音進修班的8倍,教會能從這樣的投資獲得回報嗎?」34亞當·班寧呼籲全面退出俗世教育,並呼籲教會將其資源專注於宗教教育。由於這一舉動意味著所有教會學校將會關閉,教育督導班寧提議創辦「大學的福音進修班」,以滿足後期聖徒大學生的需要。他的計劃是「在大學裡……找一個堅強且蒙學生喜歡的人,一個學生能夠私下向其請教和尋求意見的人,這樣的人將有著無限的價值。」35對於這個新項目,他們所考慮的第一所學校,是在莫斯科的愛達荷大學。36

    威利·薛森斯,第一位福音研究所教師

    幾個月後,1926年10月,總會會長團與威利·薛森斯見面,37威利·薛森斯最近剛卸任了為期7年的南非傳道部會長。薛森斯弟兄因傳道召喚而變得疲憊不堪和身無分文,他與總會會長團見面,並希望能夠在「猶他州—愛達荷州糖業公司」獲得一個職位。在會面期間,總會會長團第二諮理查理·尼布里會長說到一半停了下來,轉向總會會長禧伯·郭,並突然講:「禧伯,我們犯了一個錯誤!」我從來沒覺得薛森斯弟兄應該從事糖業工作,他可能不喜歡的。有別的事工要留給他。」經過一段沉默的時間,尼布里會長看著薛森斯弟兄,說:「他就是要到愛達荷大學照顧我們在那裡的男孩和女孩的人,並看看教會應該做什麼來幫助我們正在上州立大學的學生。薛森斯弟兄沒有立刻對這個新召喚感到興奮,只回答說:「哦,不要!」聽著,我剛從七年的傳道事工回來,回家才十二天,你現在又給我另一個召喚?郭會長接著說:「不,薛森斯弟兄,我們只是給你一個很好的職業機會。」

    幾年後,薛森斯弟兄回憶起他在會面後離開時的複雜感覺:「我離開後,在一路上,我幾乎全程在哭。」我不想做這件事。但幾天後,我們的行李抵達了愛達荷州莫斯科,我們去了愛達荷州莫斯科(笑),並開辦了後期聖徒福音研究所。」38

    由威利·薛森斯推行這個新項目其實原本是不太可能的。他沒有正規教育方面的背景,沒有福音進修班體制方面的經驗,也沒有高等學位。他上過大學,但他的學位是農務系。前往愛達荷州之前,他從郭會長那裡得到的唯一指示是:「薛森斯弟兄,去那裡,看看我們應該做什麼來幫助我們正在上州立大學的學生,主會祝福你。」39到達莫斯科後,人們對威利·薛森斯的到來有著不同的反應。當地教會領袖多年來一直懇求教會教育理事會派人來教授宗教課程。學校的年輕學生熱烈歡迎他。40但是社區中的非成員對這位新教師卻有所懷疑。他們還成立了一個地方委員會來確保薛森斯弟兄沒有將大學「摩爾門化」。41儘管薛森斯弟兄當初猶豫不決,但他還是盡心盡力履行他的指派事工。他加入了當地的商會和Kiwanis Club,甚至在大學攻讀碩士學位,以證明自己的學術資歷達到大學教授的水平。42由於他很容易就笑,且經常笑臉迎人(他的學生暱稱他為「笑眯眯威利」),43使他很快能夠為教會結交了朋友。

    約瑟·梅里爾教會歷史圖書館惠予提供

    回到鹽湖城,教育督導班寧辭職後,由約瑟·梅里爾接任,他獲任為教會教育主任委員。在格蘭奈特福音進修班開設十六年後,主任委員梅里爾有機會看到他的想法在大學的層級實踐出來。薛森斯弟兄和主任委員梅里爾透過書信為新的學程製定了哲理性基礎。回想他在東部當研究生時經歷到的事,主任委員梅里爾希望這個新項目能夠成為大學俗世教育和福音真理之間的橋樑。在他心目中,薛森斯弟兄事工的目的是「讓我們在讀大學的年輕人,在教會裡學到的事與大學裡學到的事之間作必要的調整,使他們能夠成為信心堅定的教會成員。」44主任委員梅里爾是一位科學家,他希望把福音研究所設計成一個信仰與理性共存的地方。為此,他總結說:

    我個人認為,宗教與科學一樣合乎邏輯;宗教真理和科學真理沒有衝突;所有創造物都有一個偉大的統一目的,我們生活在一個美好但神秘的世界;並且一切都源自一個全能和充滿大智的創造者。這樣的信念能在我們所有大學生心中形成嗎?我們的大學福音研究所是為此目的而成立的。45

    威利 薛森斯還借助了一些大學教職員的幫助來推行這個新項目。傑伊 埃爾德里奇博士是一名教授德文的學系院長和非成員,甚至建議薛森斯弟兄應該把新建築物稱為後期聖徒福音研究所。他的意圖是,其他宗教會眾會建立類似的建築物,並命其名為衛理公會福音研究所等等。46薛森斯弟兄喜歡這個名字,向在鹽湖城的主任委員梅里爾作出相關申請。梅里爾在1928年4月核准了該官方名稱。47幾天後,主任委員約瑟·梅里爾寄來了一封信,信封寫著「致:後期聖徒福音研究所——愛達荷州莫斯科——主管」,使該名字成為官方名稱。48

    這是建成後不久,位於愛達荷州莫斯科的第一座福音研究所大樓。楊百翰大學特別收藏惠予提供

    薛森斯弟兄把第一座福音研究所大樓設計成「在家外的教會之家」。49不僅有課室,它還設有一個接待室、教堂、宴會廳、圖書館和廚房。整層二樓有11間家具齊備的宿舍房,可容納22名男學生。建築的外部充滿著都鐸哥特風格,與大學其他的建築互相對應。50威利·薛森斯認為在主任委員梅里爾的反對下,獲得建設此建築物的資金是一個小小的奇蹟,後來薛森斯弟兄更開玩笑地說,主任委員梅里爾是「在這福音期裡最儉樸和保守的總會持有權柄人員」。51

    莫斯科福音研究所大樓於1928年9月25日由查理·尼布里會長奉獻。52由尼布里會長奉獻這座大樓是很適合的選擇,因為是他兩年前的靈感,把威利·薛森斯指派到莫斯科。主任委員梅里爾和其他教會要員也出席了奉獻儀式。在短短幾年內,福音研究所在校園裡得到了廣泛的尊重。也有其他的人造訪了該研究所,希望為其他教派打造類似的學院。華盛頓州立學院校長歐內斯特·賀倫多次造訪該大樓,並在教育工作者的幾次聚會當中表示,該研究所學程在他所知道的任何計劃當中,更能解決大學生宗教教育的問題。53

    在他們的工作取得初步的成功後,薛森斯弟兄和薛森斯姊妹於1929年離開莫斯科,搬到愛達荷州的波卡特洛,開辦另一個研究所學程。到目前為止,猶他州洛干市已開辦第二個研究所學程,第一位教師為W. W.亨德森。54威利·薛森斯繼續在懷俄明州拉勒米開辦了另一個福音研究所,並展開另一個在亞利桑那州弗拉格斯塔夫的福音研究所的工作,之後,他蒙召喚擔任鹽湖城傳道部公館(現為傳教士訓練中心)的會長。55他解釋研究所學程的價值時說:

    宗教在生命和生活中都是實用的。這不是理論,而是完整、全面的教育所必須的元素。沒有宗教的訓練就沒有完整的教育。因此,它不能被忽視,必須納入教育計劃當中,保持活躍,健康且不斷地發展。56

    1930年代
    擬定方向

    1930年代初,福音進修班學程引起了很大的熱議。1930年1月7日,猶他州高中監察員艾薩克·威廉姆森針對公立高中與福音進修班之間的關係,發表了一份苛刻的報告。該報告的完整版本在兩天後刊載於鹽湖論壇報(Salt Lake Tribune),以極小的字體佔據了整個頁面。57艾薩克·威廉姆森是一位來自奧克拉荷馬州的非摩爾門,在猶他州獻身教育事業將近20年,他現在嚴厲抨擊福音進修班學程的合法性。他的報告提到學分制課程中包含了宗教教育的相關報告、學生在課間離開的學術後果,以及整個州為該學程承擔的成本。在根本層面上,威廉姆森先生質疑這些福音進修班的合憲性,認為它們不尊重教會和州要彼此分隔的原則。威廉姆森認為,福音進修班和公立學校在公眾心目中「是同一個機構」58。

    威廉姆森先生的某一些指控是很瑣碎的。例如,他指控說,福音進修班正在浪費州政府稅金,因為高中學校和福音進修班是相鄰的,乘坐公共汽車的學生正在使用州政府的資金去參加福音進修班。59但某些指控是比較嚴重的。例如,威廉姆森先生列舉了一些在學分制的課程中教授的後期聖徒教義。具體的例子包括:伊甸園位於密蘇里州,約瑟·斯密聖經譯本的優越性,和以諾和錫安城被提到天上去。60

    主任委員梅里爾公開回應報告上的所有指控,說:「報告的撰寫人是不是蠓蟲就濾出來、駱駝倒吞下去?例如,在任何高中學校附近,福音進修班的存在如何會增加高中學生往返學校的交通費用?」61在教會1930年4月的總會大會上,禧伯·郭會長呼籲進行公開投票,以決定福音進修班的未來。62 1930年5月,經過幾個月時間的準備後,主任委員梅里爾到猶他州教育委員會那裡,提出以下論據:

    採納委員會的建議,就意味著福音進修班的死亡,福音進修班的敵人對此十分清楚。但是,為什麼他們想要扼殺每個高中校長和資深校監都認為是美好的事?福音進修班能非常有效地塑造性格和良好公民,對學生影響深遠。心懷宗教偏見的人是否試圖披著羊皮來毀滅福音進修班?這個學程在為公立學校凝聚支持上發揮了很好的影響力。63

    主任委員約瑟·梅里爾的辯護似乎終止了對進修班的法律威脅。猶他州教育委員會等了一年多還未對這個問題進行投票,最終在1931年9月進行了投票。他們最終以6比3裁定繼續維持為福音進修班提供學分的政策。猶他州教育委員會還允許參加了福音進修班的學生繼續能參加課間班福音進修班。64

    雖然投票結果表明了福音進修班學程的勝利,但這件事同時亦在整個體制中引起漣漪,導致教會教育計劃幾乎每個方面都作出了改變。在威廉姆森先生的報告中,許多重大的問題都是未經訓練的教師所犯的錯誤所導致的。為了提高體制裡教師的學術品質,從1930年的夏天開始,來自芝加哥大學神學院的學者前來為教師提供培訓。接下來的幾年裡,聖經研究領域的著名人物,如小埃德加·葛斯,威廉·格雷厄姆和約翰·麥克尼爾,在夏季訓練計劃中授教。65此外,一些有前途的年輕後期聖徒教師更應主任委員梅里爾的要求,前往芝加哥大學接受神學訓練。他們當中,較為為人熟識的名字有:西德尼·斯佩里,埃德加·里昂,羅素·斯文森和希伯·斯奴。66

    在1931年約瑟·梅里爾蒙召喚為使徒;兩年後他接任約翰·維特蘇,成為了歐洲傳道部會長。67當約翰·維特蘇返鄉後,他再次成為教會的教育主任委員,接任主任委員梅里爾。來自猶他州立大學的物理教授富蘭克林·威斯特,在1936年接任維特蘇成為主任委員。在這段時間裡,有些人認為對1930年危機的處理手法,可能使福音進修班和研究所太過偏重於以俗世方式運作。約瑟·斐亭·斯密會長有一次在福音研究所訓練時聽到一個講道,講者公開提倡以一種更俗世的方式教導福音。斯密會長其後於1937年3月寫信給主任委員威斯特:「如果這些人的觀點在教會中佔主導,那麼我們可以乾脆停止授課,並向世界說,摩爾門主義是失敗的。」68

    路賓·克拉克會長

    由於受到這些疑慮困擾,總會會長團第一諮理小路賓·克拉克會長於1938年夏天在阿斯彭林與教會的宗教教育家進行討論。他的演講標題為「本教會教育的既定方針」,成為在教會中定義宗教教育的基礎文件。克拉克會長在開始說話時先說明總會會長團對教師的主要期望:

    首先,教導這些原則的教師必須要對這些原則的真實性有個人的見證。沒有任何的學習,沒有任何的閱讀,沒有任何的學士學位,能夠取代這些見證,這是我們教會學校體制裡所有教師的必要品質。任何教師若對以下各項沒有真誠的見證,就不能在教會學校體制中得到一席位:後期聖徒所認識和相信的福音真理、耶穌是神的兒子和彌賽亞、和約瑟·斯密的神聖使命——包括第一次異象的真實性。如果有這種人——而我希望沒有,他應該馬上辭職;如果主任委員知道這種人的存在,而其未辭職的話,主任委員應要求其辭職。總會會長團期許能辦到這一點。69

    克拉克會長的話對在座部份教師來說是項嚴厲斥責。一位年輕的教師說:「這件事在我們的營火會中引起了熱烈討論。」他甚至記得一位較年長的教師該晚向主任委員威斯特提交辭呈——辭呈卻未被接受。70當該演講在教會內發佈時,克拉克會長的一位密友寫信給他,表示「這演說是如此及時而必要,對我來說這似乎是真正的啟示。」71克拉克會長回信道:「我說了很多我一直思考著而又渴望說出來的話。我認為教會中大部份的家長會同意我的話。」72

    克拉克會長的演講澄清了教會中宗教教育家的角色。在福音進修班和福音研究所致力提高其專業水平的同時,又有些人受到誘惑從俗世的觀點研究經文。對聖經更高級的考證,及對經文的俗世觀點,開始影響教會教育體制和其中的教師。克拉克會長的演講明確指出相比學術,見證是更崇高的目標;先知的話語——在理解經文方面——比最近學者的寫作更為重要。我們固然可以使用俗世的工具,但它們只能用來協助我們達成最重要的目標,即把福音帶到學生的心中。或許克拉克會長的演講中最具啟發性的說話是以下和學生有直接關係的話:「教會的青年渴求靈性之事;他們渴望了解福音——清楚直接,未經稀釋。」73

    所有這些哲學上的轉變都在嚴峻的大蕭條年間發生。儘管當時經濟環境景氣不佳,福音進修班和研究所仍持續發展。1930年間,教會開辦了十七所福音進修班74和八所福音研究所。75在多年的談判後,猶他大學的福音研究所正式開課,成為這段日子中的里程碑。67主任委員梅里爾、維特蘇、以及威斯特均要求教育體制內的教師削減開支。有一位教師談到他的薪金在大蕭條最嚴重的年間一度被削減四成。77在該段時間,降低教育體制成本的必要性顯而易見。即使在困難的時代,接受教會教育的學生數目仍然再創高峰。

    1940年代
    平靜風浪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動盪減慢了福音進修班和福音研究所的成長。由於戰爭所帶來的大幅人口變動,有五所福音進修班於戰爭年間被關閉。在「既定方針」演說中,總會會長團——特別是小路賓·克拉克會長——繼續密切留意著宗教教育。克拉克會長和約翰·維特蘇長老及約瑟·梅里爾長老——參與宗教教育最多的兩位使徒——多次會談,表達自己的疑慮。

    在1940年三月的某次會議,克拉克會長把維特蘇長老及梅里爾長老帶到一旁私下對話。克拉克會長記錄了該次對話:「我告訴他們,總會會長團想要的就是福音,僅此而已。」79因有一個兒子在教育體制中教導,克拉克會長覺得他有責任留意體制的發展。他在1941年致函福音進修班的校長表達疑慮:「我希望教會的福音進修班能捨棄建基於俗世理念的概論。這些理念經常——事實上,幾乎無一不和教會的原則和教義相違。福音進修班應回到復興福音和聖職的偉大基礎上。」81

    鹽湖城威斯特高中的一個晨間福音進修班,約1942年。以東·泰來惠予提供

    在這十年間,猶他州百翰市的山間印第安學校推行了新的嘗試。在1949年11月,六百個納瓦霍學生(包括了6個年輕後期聖徒)抵達了學校。當地支聯會的兩位代表——巴克斯愛爾德支聯會會長團的艾德溫·貝爾德和北巴克斯愛爾德支聯會的高級諮議,同時是一位年輕的福音進修班教師的培道·潘——受到要求去照顧這些學生。82潘弟兄記得在 百翰市大會堂中舉行的一次會議上,喬治·斯密會長談及教會需要照顧印第安人。斯密會長表示,每一個幫助印第安人的人都會蒙受極大的祝福。這信息啟發了培道·潘。83由於貝爾德弟兄和潘弟兄的努力,印第安福音進修班學程——一個讓全美年輕的美洲原住民教會成員得到宗教教育的方案——得以成長。在接下來的十年間,全美陸續設立了十六所針對印第安人需要而設的福音進修班。84

    終戰後的幾年間,福音進修班再次迎來急速發展。該十年間設立了十七所新的福音進修班,總數達到一百零九。福音進修班已成為教會計劃中的重要一環,然而,在某些地區它仍然帶來爭議。1940年代初期,鹽湖城掀起了一場有關學生有權離開學校參加福音進修班的激烈政治爭議。85有一篇於1943年6月22日在Salt Lake Tribune及Salt Lake Telegram刊登的廣告促請「所有思路清晰的美國公民,不論是摩爾門、天主教、猶太教、新教、或任何其他宗教教徒」參加由鹽湖城教育委員會舉辦的會議,去「抗議!抗議!抗議!」批准校區內可在課間離開的新法律。86

    諷刺的是,在鹽湖學區無法提早下課帶來了另一個因地制宜的措施:晨間福音進修班。在40年代末期,鹽湖城的威斯特高中的福音進修班,一位當地的律師——馬里安·韓——開始教導晨間福音進修班。由於那些福音進修班在課外進行而不計入學分,韓弟兄能夠使用摩爾門經為其主要閱讀材料。該班的成功吸引了主任委員威斯特的注意,他親自和韓弟兄談論他的福音進修班。根據其中一個記錄:

    富蘭克·威斯特問韓弟兄他在做什麼事。韓弟兄回答他,他正在教導晨間福音進修班。「有多少人參加呢?」威斯特問。「六十人。」韓弟兄回答。「你教導他們甚麼呢?」威斯特問。「摩爾門經。」韓弟兄回答。「你怎麼教導呢?」威斯特問。「我只是打開經文閱讀,然後討論我們讀到的章節。」「每天有多少人來呢?」威斯特問。「所有人。」韓弟兄說。87

    1950年代
    新的方式,新的領袖

    1950年四月的總會大會期間,洛杉磯區域的十位支聯會會長和十二使徒定額組的約翰·斐亭·斯密長老會面,討論在他們的地區為青少年設立某種福音進修班的可能性。其中一位支聯會會長懇求道,他們的青少年需要「一個在星期日聚會以外能聚集在一起的機會。」這些支聯會會長得到來自斯密長老的保證,他們會考慮該事宜。斯密長老請其中三位支聯會會長——帕沙第納支聯會的豪惠·洪德、南洛杉磯支聯會的諾布爾·威特、以及聖費爾南多支聯會的壽·斯密——開始準備在1950年秋天推行學程。89

    在幾週之內,主任委員富蘭克林·威斯特接觸在猶他州洛干,一位名叫雷伊·瓊斯的福音進修班校長,請他在加州推行一個全新的晨間福音進修班學程。瓊斯弟兄剛剛建好他的新家,對和家人移居一事抱有顧慮。針對他的顧慮,主任委員威斯特回應說,他不妨試試在一段時期間把家人留在洛干,且定期從洛杉磯「穿梭來回」!瓊斯弟兄的第一反應是拒絕,但在和妻子討論、在猶他洛干聖殿思考後,他選擇接受此提議。90這指派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屬於試驗性質,在他的職前面談中,雷伊·瓊斯向主任委員威斯特提出一連串的問題,但得到的答案不盡人意:

    這些班級將在哪些區域組織?主任委員威斯特回答:我不知道,你得在到達南加州後決定。

    這些班級會在何處開課?他回答:我不知道,可能在某人家中的客廳,在租來的禮堂,甚至是一個流動課室,讓你在校園間來回——如果你有此需要。

    由誰教導這些班級?他說:我不知道。你得在熟悉該區域和當地成員後決定。

    這些班級應在何時開課?他的回答是:我不知道。很多高中採行半日制,唯一可行方案則是在每朝二十至三十分鐘,或是下午下課後的半小時時間上課。91

    聖地牙哥某晨間班,1955年。In David B. Rimington, Vistas on Visions: A Golden Anniversary History of Church Education in Southern California

    瓊斯弟兄雖不清楚如何推行這個新的項目,,卻真的前往南加州執行職務。教會並不支付其旅程費用。他向一所經營從猶他州到加州布埃納公園的牛隻運輸公司應徵驅牛的工作,這就是他來回加州及洛干的交通方式。他首先努力不懈地獲取當地聖職領袖的支持,然後在1950年夏天餘下的日子內,他在短時間內作出了一系列的準備。他努力找出適合的教師,訓練他們,以及找到他新項目所需要的場地。

    晨間福音進修班學程於約瑟·斐亭·斯密和那十位支聯會會長見面後不到五個月,即1950年9月開課。在第一個學年有六個支聯會參與,總共有195位學生參加了7個不同班級。大部份的學生均踴躍地回應此學程。一位名叫茵娜·伊斯頓的當地成員回想道:「這不是教師的原因,而是年輕學生的態度和美好特質。他們想做好福音進修班,而福音進修班最後也不錯。……大部份家長和聖職領袖都很支持,但這學程青少年居功至偉。」93五年後,加州的福音進修班數目升至90,有2500位學生。94

    這個當初只在洛杉磯區域六個支聯會推出的學程,已發展成為現今教會教育的主要方式。晨間福音進修班在全美有成員的地方推行,滿足全美後期聖徒青年的需要。今日,這個模式已因地制宜:因應當地需要,學生可於早上、中午、或傍晚上課。這種模式稱為「平日福音進修班」。參與這種模式的學生數最終超越了參與課間班福音進修班的人數。95

    威廉·貝勒和宗教教育職員,1950年代末。左五是威廉·貝勒,其右則為培道·潘。利勒·布特勒惠予提供

    教會教育的領導層亦於1950年代進行重大改組。領導教會體制近20年的主任委員富蘭克林·威斯特於1953年退休。接替他的是楊百翰大學校長爾尼斯·威金森。大衛奧·麥基會長邀請他領導一個新的單位:統一教會學校體制。這個新的體制為所有教會教育組織提供了統一的領導。威金森弟兄委任了威廉·貝勒——當時是楊百翰大學宗教系的一位教師——領導所有宗教教育計劃。

    貝勒弟兄為福音進修班和福音研究所注入了不同的氣象。除了在阿拉斯加州短暫擔任助理檢察官外,他整個職業生涯均在福音進修班和福音研究所從事寫作和教導。威廉·貝勒是位出色的教師和作家,他撰寫了不少用於福音進修班和福音研究所的課文。他在教育體制的經驗可回溯至他所參加,由亞當·班寧提供的第一個夏季訓練。97

    貝勒弟兄早期的決定之一,正是革新夏季訓練大會。1954年,福音進修班和研究所的每一位教師在楊百翰大學聚首。三十年前,這種夏天訓練班級是由總會持有權柄人員執教的;然後,聖經學者(比如芝加哥大學的教授)開始參與執教。貝勒弟兄希望回歸基礎。因此,他邀請了海樂·李長老擔任教師。夏天訓練的嘉賓講者包括了約瑟·斐亭·斯密會長和路賓·克拉克會長。

    1930年代的夏天課程專注於聖經考古學、神學、以及內容分析法;李長老卻集中於信心和見證的重要性的教導。他勸勉教師不要揣測、要經常在課堂間作見證、並以「我不知道」98來取代他們不確定的答案。李長老把重心從教師的學術水平移到保護學生的信心上。貝勒弟兄第一課的筆記中包括了李長老的一句話:「我年輕時迫切想要顯露自己偉大的智慧;但隨著自己不斷成長,我迫切想要隱藏自己的無知。」99

    培道·潘

    貝勒弟兄身旁有一隊強大的支援團隊。李長老勸告他選擇新的助理,「擺脫以往教育部的政策」。貝勒弟兄聽從這番建議,揀選了內華達州雷諾福音研究所的主管施羅德·杜和猶他州百翰市福音進修班校長培道·潘為學程的督導員。雖然兩位新任督導員素昧平生,不久兩人卻成為莫逆之交。貝勒弟兄形容兩人為「大衛和約拿單般的組合。他們比兄弟還親密。」在威廉·貝勒的領導下,辦公室的職員都建立起深厚的友誼。一位職員回憶道:「要忠於貝勒會長不是一件困難的事。」102

    福音進修班和福音研究所持續成長,但這仍是個互助友愛的組織。培道·潘回想起那段美好的時光:「貝勒會長是位與眾不同的行政主管,他就像一位父親,非常睿智和有耐心……職員數目不多,大家卻像一家人一般。」103杜後來說:「我一直覺得那段日子是福音進修班體制的黃金歲月。在那幾年我們認識體制內的每個人,一年間至少探訪過其班級兩到三次。……潘弟兄和我親自聘請了每個人,和他們面談,了解他們,在他們剛開始時指導他們。」104

    身為體制內的巡迴督導員,杜弟兄和潘弟兄在訓練教師上擔當了關鍵角色。他們給自己和其他教師的座右銘是「跟隨總會弟兄」。潘弟兄和杜弟兄亦強調要在體制內堅守正統信念。潘長老後來說「圍繞在自己身邊的人,大都比我年長、服務年資比我長、學術成就比我高,甚至我認為差不多在所有其他範疇都比我優越,我就是在這些人當中戰戰兢兢地行事。」106潘長老憶述自己和其他教師出席一次訓練會議時的經驗,當時,一位年長的教師嘗試充當「揭發者」,在演說時批評教會歷史並質疑幾位以前和現今的教會領袖的誠信。這位教師在結束他的演說時,呼籲其他教師去「醒過來並更加嚴謹地思考,和更加小心地選擇」。當有人問潘長老有何意見時,他站起來並受靈感啟發要講關於著名的希臘「勝利女神」雕像,他指出,多年以來,該雕像出現很多裂紋和刮痕,它的頭和雙臂亦被取走,然而,它仍被視為是極具價值的。然後,他以這雕像比作教會並繼續說:

    關於教會……我相信如果我們仔細看,就能在不同地方找到瑕疵、磨損和崩缺。我相信我們在過往或可能現今的領袖身上會找到過失或不完美的地方。然而,這裡仍有絕對、確實、難以否定和無可辯駁的證據,因為這就是教會,亦因為有人曾經蒙得至高靈性啟發而又遵從啟發去組織教會,教會就誕生了。我們最好應當改善自己去欣賞它的優美和特質,而不是揭露和找尋瑕疵。107

    隨後,潘長老勸告說:「我的同工教師們,受試驗的不是教會或福音,而是我們。」108

    受到貝勒弟兄的鼓勵後,福音進修班和福音研究所行政主管努力使福音進修班和福音研究所教師與教會領袖建立更緊密的工作關係。杜長老憶述:「我們確實可以嘗試使總會弟兄和教師們更緊密合作。」109在1958年施羅德·杜蒙召喚為七十員第一議會的成員後,杜弟兄和潘弟兄仍然是好朋友。幾年後,培道·潘蒙召喚為十二使徒定額組助理時,「貝勒弟兄開玩笑地指他的職位是總會持有權柄人員的訓練場。」110

    在貝勒弟兄的領導下,教會展開了當地和地區教職員會議和新的準教師訓練計劃,夏季訓練也繼續進行。他亦開始鼓勵教師考取高等學位。他提高教師的薪金並為受聘教師提供醫療保險。111或許貝勒弟兄因為回想到在經濟大蕭條時自己身為教師的緊絀歲月,所以他不辭勞苦地使福音進修班和福音研究所教師的生活能過得舒適多一點點。

    1960年代
    邁向全球化

    於1961年,澳洲布里斯班支聯會會長向教會總部申請開設福音進修班學程。112大衛奧·麥基會長和教會教育理事會仔細考慮這個申請並開始尋找途徑把宗教教育帶到教會在世界各個區域當中。當時已成為總會持有權柄人員的施羅德·杜長老和培道·潘長老亦大力倡議擴展福音進修班和福音研究所學程。在杜長老到達南美洲擔任區域會長不足兩個月,他已提出申請要在烏拉圭開設福音進修班。於杜長老在南美洲的五年任期中,要求在該地區開設福音進修班的申請持續增加。113與此同時,在鹽湖城教會總部,潘長老繼續向教會福音進修班和福音研究所理事會大力提倡擴大學程。在1963年,當教會面臨經費危機時,潘長老向麥基會長呈上一封信,據理力爭地說明福音進修班和福音研究所是個「經驗證和有效的方法將宗教教育」帶給教會中的青年。114

    在同一時期,開設福音進修班的申請繼續自世界各地湧至貝勒弟兄的辦事處。一位在德國獲指派教導晨間班福音進修班的美國軍官寫了一封信,信的開頭一句簡單寫著:「親愛的貝勒會長,救救我!」該名軍官然後解釋他剛得知區域會長的兒子和另外九人己報名,他像信件開頭句子那樣結束:「因此……救救我!」115其他申請開始從美國以外的區域湧至。116在爾尼斯·威金森會長和總會會長團的要求下,威廉·貝勒於1963年和1965年遠赴歐洲,試圖找出將福音進修班帶到這些國家的最佳方法。117兩次從歐洲回來後,貝勒弟兄都因他所見到的事而深感氣餒。在所有國家中,都沒有一間學校有足夠後期聖徒學生去設立課間班學程,亦因欠缺交通而使晨間班學程不可行。他懷著沮喪的心情說:「在我們能想出一個新學程之前,我們不能把福音進修班學程擴展至英國和其他國家。」118

    唐·邦德弟兄,在右邊,於愛阿華州達文港的自修班先導計劃中與當地一位支聯會會長杜恩·班克斯一起。唐·邦德惠予提供

    解決方法來自多位不同的人所獲得的靈感。一位在加拿大卡德斯頓擔任福音進修班教師的唐諾·威爾森建議一個計劃,此計劃讓學生在他們自己的時間研習經文,間中與教師及一大班同輩一起聚會。所需的交通往返次數會減至每週和每月一次。119課程主管小恩聶思·艾伯哈德接受這個建議,針對這個新上課方式訂立課程研讀大綱。一個先導計劃在培道·潘長老的協助下,獲得了教會教育理事會的核准。一位教師唐諾·邦德接到指派前往中西部去試驗這個學程。當邦德弟兄獲指派這項工作時,他只是一位第四年福音進修班的教師,但是他滿腔熱誠地參與這項工作。120當地聖職領袖亦全心全意接納這學程。一位支聯會會長自願放下近一週的工作,只是為了駕車送邦德弟兄走遍該區,親自介紹他給當地領袖認識。121

    新學程在1967年秋季開辦。整個學程仿如一個重大實驗,並需要課程的職員承擔大量工作。其中一位職員記得在星期一把幾份課程教材的初稿放在恩聶思·艾伯哈德弟兄的工作枱上,在該星期中修改和付印,並在星期四晚上放上飛機,好使在各地的教師能在星期六使用這些教材來教學。他繼續說:「在這時期,我有一、兩年廢寢忘餐。工作真是密密麻麻。……我們會在早上六時半開始工作,有幾個星期,我們幸運地能在十一時完成工作!」122另一位課程撰寫員亞諾·施君罕記得前往探訪在工作地區的唐·邦德時,他在汽車後座上撰寫下一課的課程。123一切辛勞工作終有成果——這學程取得即時的成功。

    新學程的評估結果令人鼓舞。一位分會會長寫信給中央辦事處:「此學程讓他們有福音的目標,是絕佳的計劃。我只希望那些在『瘋狂邊緣』的年輕人——嬉皮士、反越戰的人、示威者等等,能了解此福音進修班學程。」124陸續傳來美好成果的消息,教會教育理事會開始嚴肅地視這學程為一個將福音教育帶到世界各地教會的方法。墨林·羅慕義長老蒙指派親身去調查這個可能性,而唐·邦德開始收到羅慕義長老的來電,詢問他一些發人深省的問題。於1968年5月教會教育理事會開會討論這個議題的那天,唐·邦德在他的日記中寫下:

    我正取道往印第安納州的文森斯。我把車停在高速公路一旁並找了一個隱蔽的地方,我跪在路旁,為我所感受到學生定期每天研讀經文和福音所帶來的強大影響力作莊嚴見證;我祈求正在鹽湖城教會總部不間斷地開會的總會弟兄也感受到這影響力。當我駕車駛回州際公路時,我獲得一個感覺確知〔以東·〕譚納會長將會在幾個月內在英國見到福音進修班。果然,羅慕義長老令人興奮的報告說明這學程如何真正增加家人家庭晚會和家庭教導的成效。125

    邦德弟兄的靈感實現了。在夏季結束之前,教會首次派了教師把福音進修班和福音研究所學程帶到去英國和澳洲。

    約翰·麥德遜攝於他擔任七十員第一定額組成員時

    貝勒弟兄揀選了來自鹽湖城的二十九歲教師約翰·麥德遜和在福音進修班及福音研究所方面有長久和資深經驗的J. L. 周斯,分別前往英國和澳洲開展這個學程。周斯弟兄記得步入貝勒弟兄的辦事處時,獲通知有關他的新指派的情景。他感到震驚並問何時啟程。貝勒弟兄回答道:「你有多快執拾好你的行李呢?」126唐·邦德從中西部回來作短暫停留,目的是為這兩位先驅教師提供自修學程的短期訓練。除了與唐·邦德的一次會議外,他們便沒有接受任何正式訓練了。1968年8月,麥德遜家庭前往英國而周斯家庭則遲一個月出發前往澳洲。127約翰·麥德遜後來憶述當時興奮之情時說:「這有歷險的感覺,事實上,就是如同作先驅者的感覺。……我們有幸能參與這偉大事工,確實深深感動我心,這就是我們的感受。這是一項神聖的特權,神聖的付託。」128

    貝勒弟兄親自陪同麥德遜家庭前往英國去開展這個學程。在與獲選參加先導計劃的當地支聯會開會時,貝勒弟兄的影響力讓人感到很放心。約翰·麥德遜驚嘆貝勒弟兄在當地聖職人員中所做的工作,他說:「貝勒會長很懂得與這些美好的聖職領袖交往共事。他是一個像先知的人,他說話像先知,並擁有一位真正智者的氣度和威嚴。……他就是一個有非凡威嚴、性格、和靈性的人。這些極美好的弟兄聆聽著他說明這種系統性福音研讀能如何幫助當地的年輕人後,這些會長團一致毫不猶豫地立即說:『沒錯,這就是我們想要的。』」129

    一星期後,貝勒弟兄回家,而麥德遜家庭開始著手艱巨的工作,為這學程作好各項安排。當時仍未有課程,因為仍正在編寫當中。麥德遜弟兄除了唐·邦德在美國中西部時的著作外便沒有其他教材,而且很少英國的成員認識這個學程。最初,英國的海關人員甚至不容許福音進修班教材進入英國。當課程教材抵埗時,麥德遜弟兄親自將課程送遞至每一位他負責的教師手上。130

    縱使有所有這些挑戰,教會在英國的成員很快便看到這個願景。雖然缺乏教材和訓練,但是反應甚至比麥德遜弟兄所預期的更好。原先預期只是開設自修班學程,但取錄的學生人數卻足夠開設幾個晨間班。在麥德遜只是踏足這國家15天後,在大不列顛的第一班福音進修班就在1968年8月19日,早上七時正於蘇格蘭格拉斯哥支會開課,當日有19位學生參與。自修班和晨間班就是以這種微小的方式開始,並一直持續擴展。131每一個地區的學生,每個月都會聚會一次,他們稱之為「超級星期六」。在這些大型的聚會中,學生得到更多教導,教師接受訓練,亦會舉行經文比賽。在英國,經文追捕非常受歡迎,他們甚至會舉行全國錦標賽。132這個學程日漸成長發展,需要有更多的人來監督,教會指派了更多人員到英國和澳洲協助。翌年,另一組美國教師前赴紐西蘭去開展這個學程。133

    在擔任宗教教育行政主管的17年中,威廉·貝勒的最高成就是推出了國際學程。在1970年的夏天,教會宣布尼爾·麥士維為新的教會教育主任委員。尼爾·麥士維擔任主任委員後,福音進修班和福音研究所的領導人也有全新的面貌。當時是南加州一位協調員和後來成為行政主管執行助理的克拉倫斯·施拉姆記得貝勒弟兄收到電話通知他退休時的情形:「他返回去並致電尼爾·麥士維,便若無其事地回來。然後,他作了一個經典的講道,一個絕對經典的講道,關於我們如何應該支持行政部門,特別是教會的行政部門。他說:『你一定要信任替代你的人。』我對這經驗永誌不忘。」134

    在60年代,福音進修班和福音研究所踏上加速的步伐。在1953年貝勒弟兄獲委任時,大概有34,000名學生,大多在西部山間。福音研究所報名總人次約為4000人。在貝勒弟兄於1971年退休時,福音進修班報名人次已增長到126,000名學生,而福音研究所亦增至近50,000人,同時這兩個學程亦都開始向全球發展。135這個亦是一個實驗和創新的時代。新的媒體技術亦開始引入,增加了教師的教學效率。

    負責印第安人福音進修班的喬治·杜蘭、韋恩·林恩、和道格·拉森開始製作一套名為Tom Trails 的簡單幻燈片,目的是去說明福音原則。這幻燈片很快便在所有福音進修班中流行起來,不僅在印第安人的福音進修班當中。杜蘭弟兄記得在1972年去看一場中學籃球比賽時,樂隊奏出 Tom Trails 的主題曲。杜蘭弟兄問一位在他身旁的學生這首歌是哪一間學校的校歌時,該學生回答:「這是所有人的校歌。這是Tom Trails!」136杜蘭弟兄憶述:「我們以為他們會覺得這首歌很滑稽,但卻變得非常流行。」137這種幻燈片很快就廣受採用,涵蓋多個敏感題目,如不道德、悔改、和甚至死亡。福音進修班邁向全世界的同時,課程亦經過調整改編。在拉丁美洲, Tom Trails 改名為 Pepe Perez,並且有很好的效果。138這些創新只是開始而已。在1960年代末期,福音進修班和福音研究所學程在英語系國家中證明是成功的,現在是時候把福音進修班和福音研究所帶「給各國」了(教約133:37)。

    1970年代
    給各國

    當尼爾·麥士維於1970年擔任教會教育主任委員一職時,他委任喬·柯丁森為教會教育副主任委員。這召喚令正在擔任墨西哥市傳道部會長的柯丁森弟兄感到極之驚訝。教會立即從墨西哥市傳道部召回柯丁森家庭,即使他們只是兩個月前才到達那裡。由於這些學程在多國已取得成功,主任委員麥士維希望將宗教教育列為優先事項。他後來講到:「我們感到無論教會往何處發展,福音進修班和福音研究所也可跟隨前往。」140在主任委員麥士維和他的職員獲指派幾個月後,教會教育理事會就宣布,教會在世界各地凡有成員的地方,都會開設福音進修班和福音研究所。141

    主任委員尼爾·麥士維及日本福音進修班協調員羅拔·斯托特,約在1970年。

    在往後的幾年,數十位美國的教師接受指派旅行到世界各地去推行福音進修班及研究所學程。在三年時間當中,他們的任務是要達成三項任務:「(1)與聖職領袖建立一個正面的工作關係。(2)開始福音進修班自修班,讓有意參加的中學及大學年齡的學生報名參加。(3)尋找及訓練一位當地土生土長的領袖,好讓教會不需再指派其他美國的〔教師〕。」142戴爾·萊伯龍是一位獲派到南非的教師,他其後這樣說到該事工的重要性質:「我們只有很短的時間推行這個事工,只有四、五年,時間段,但工作量很大。有趣的是,不只是世界上某些部份準備好,而是差不多全個世界也準備好。」143

    菲律賓最初的福音進修班班級之一,大約在1970年。由司提夫·伊伯惠予提供。

    往後的幾年為這個全球性的福音進修班及研究所大家庭帶來了一系列新的歷險。獲派出去推行這些學程的教師不遺餘力地工作,即使面臨環境的挑戰、遙遠的距離、或甚至不穩定的政局亦然。在巴西,大衛·柯丁森和他的四人家庭睡在單人床墊上,這是他們唯一擁有的家具,他們這樣的生活維持了一個半月,直到得到資金來到解決問題為止。144在菲律賓,司提反·伊伯額外支付他的司機20比索,要司機駕車載他穿過淹了水的路段,就是為了要去到放置他教師的教材的碼頭。當車輛跌入沼澤,穿著白恤衫和領帶的司提夫·伊伯跳進水裡幫忙推車,而他手裡緊抱著嬰兒的太太,就站在車輛的座位上避開湧進來的水。他們終於由多位菲律賓男孩救出,每位男孩都獲得10比索作為報酬。145

    相片中的是羅拔·阿諾,他在教導瓜地馬拉某福音進修班,這張相片刊登在1972年1月15日教會新聞當中(第八頁)。

    羅拔·阿諾這位教會教育機構協調員,在瓜地馬拉受到政府的軍隊為難,因為他的家中藏有複製設備。軍隊認為那些設備是用來印刷反政府宣傳刊物,直到羅拔·阿諾解釋他其實是一位摩爾門,正在開辦一個教育計劃。那位軍隊的領導問道,「你是摩爾門嗎?」我有一個侄女也是摩爾門」,然後他們便離開到下一間屋。146 1973年,智利發生推翻馬克思政府的政變,李察·百賀和他的子女在該時期坐在家中的屋頂上,目擊著噴射機轟炸總統府。147

    那些土生土長、受到聘請來接管這些學程的教師,他們的故事比起那些美國教師更讓人嘖嘖稱奇。喬·柯丁森其後指出,「無容置疑,那些教會教育基構早期獲派出去的先驅者,的確受到啟發去揀選了許多人在這個體制裡工作。他們的工作做得很好。」148在中美洲,一位年輕的建築師,嘉祿·艾瑪度,獲指派來帶領這個體制。他其他擔任過主教、支聯會會長、以及傳道部會長。他在1989年4月蒙召喚到七十員第二定額組,並在1992年10月蒙召到七十員第一定額組。149當學程來到韓國,他們無法找到一位有合適技能的美國教師,於是那些行政主管唯有聘請一位土生土長的韓國人(Rhee Ho Nam)來推行學程。他最終成為韓國的第一位支聯會會長,其後更擔任了傳道部會長。150在每個國家,有能力的男人和女人都前來教導和執行這個學程。學程的進展非當迅速,使得喬·柯丁森向主任委員麥士維說「管理這個學程就如要防止爆炸品爆炸一樣。」151

    地帶行政主管,約於1980年。後排:法蘭克·布蘭蕭、富蘭克林·戴爾、和丹恩·獲克曼。前排:布司·箂克和艾頓·韋特。艾頓·韋特惠予提供

    當福音進修班及福音研究所開始影響全球教會的時候,這個國際性的教會亦深刻地改變著福音進修班及福音研究所。教師和行政主管開始就此事工採取一個更廣闊的視野,建立了一種超越國界的新的團結精神。這種現象的最佳例子,莫過於富蘭克林·戴爾。在參與教會教育之前,戴爾弟兄在二次大戰時曾服役於美國海軍陸戰隊。身為太平洋戰爭血腥戰役的退伍軍人,戴爾弟兄記得,「海軍陸戰隊不僅充分訓練人如何使用武器,也訓練人如何仇恨敵人。」152由於這個全球性的學程不斷發展,教會把世界劃分為不同「地帶」,每個地帶都有自己的行政主管。法蘭克·戴爾獲選為亞洲地帶行政主管。當他前往沖繩——他曾經參與的戰爭當中最血腥的其中一個地方——的時候,他發現自己充滿恐懼,不知道如何可以克服他因打仗而生的根深蒂固的仇恨。他記得自己緊張地離開飛機,第一次見到Kan Watanabe(渡邊寬),他就是來迎接戴爾弟兄的傳道部會長。他們互相擁抱。他憶述:「就在這幾秒之間,那些多年來的苦澀和仇恨,以及訓練和恐懼都突然一掃而空。」153

    戴爾弟兄在東方參與事工的期間,看到同樣的奇蹟都在參與這個學程的人的心中發生。在某個區域會議中他看見兩位教師,一位來自韓國而另一位來自日本,他們互相擁抱送別,並感謝對方。省思著兩個國家之間長期的對抗歷史時,法蘭克·戴爾對福音有力量克服任何的障礙有這樣的一番沉思:「我覺得如果我們只是把人們聚集在一起,讓主的靈在他們身上工作,那他們無論學到什麼其他的事都是值得的。」154

    喬·柯丁森,約於1970年。諾瑪·霍頓惠予提供

    在美國,教育體制在這段期間發生了重大的改變。其中一項喬·柯丁森最引以為傲的成就,就是將摩爾門經包括在福音進修班的必修課程之中。多年來,摩爾門經偶爾都會在課堂裡教導,在1961年以來更成為大部分九年級課程的一部份,但在1972年,柯丁森弟兄提出將這課程納入福音進修班畢業前的必修課程。這個提議受到廣泛接納。賓塞·甘會長其後對喬·柯丁森說:「我很好奇為什麼這麼多年來我們都沒有這樣做。」155

    於1977年,史坦利·彼得生獲委任為宗教教育副主任委員。另一個福音進修班及福音研究所的重大里程碑發生於1978年,當時的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就課間班和對新舊約的課程給予學分的作法向洛干校區提出訴訟。雖然教會選擇不直接參與此案件,但這是自1930年以來課間班所面對的首個嚴重挑戰。於1978年的夏天,不同的證人都上庭作證,並為福音進修班體制的性質作證。即使是喬·柯丁森也在法庭上被審問。最終法官在審判中裁定ACLU勝訴,並說給予學分給福音進修班課程是不合法的。兩年之後,經過上訴後,這項初審裁決由另一位法官在更高級的法院中推翻。即使勝訴,福音進修班和福音研究所行政部門最終還是決定終止學分的做法。

    訴訟的結果最終成為了對學程的一項意料之外的祝福。學分制終止,但是課間班的體制在經過差不多60年的運作後,現在已經有堅定的法律基礎。除了聖經外,教師也可以在教導特定的後期聖徒教義時不再受到任何限制。當學分制停止後,地帶行政主管預料報名人數將會下降。但是在此改變後報名人數反而增加。156

    主任委員傑佛瑞·賀倫和地帶行政主管艾頓·韋特約於1979年間探訪南太平洋。艾頓·韋特惠予提供

    在1970年代,另一群美好的領袖擔起了領導宗教教育的責任。在1976年,傑佛瑞·賀倫接替了尼爾·麥士維成為教會教育的主任委員。當喬·柯丁森於1979年離任時,史坦利·彼得生接管工作,擔任總行政主管。這個學程的進度不再由福音進修班和福音研究所的數目來衡量,而是由正在開辦這個學程的國家數目來衡量。

    史坦利·彼得生

    到了1980年,福音進修班及福音研究所學程已在為數極多的國家裡成立並有穩固基礎。同一年,亨利·艾寧蒙召接任傑佛瑞·賀倫成為主任委員。學程全球性的角色帶來了新的變化,主任委員艾寧在適應這些變化時也面臨著一系列不同的挑戰。

    1980年代
    教導經文

    在1980年代期間福音進修班及福音研究所在全球持續發展,學程有時候還會在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設立。因應當地教會領袖的要求,福音進修班於1980年帶到東德,這是發生於柏林圍牆倒塌的九年以前。一位區會會長,曼菲特·索斯憶述將學程帶到一個共產國家時所作的犠牲:「我們其實沒有足夠的教師,因為每個人已肩負三、四項召喚。但我們說『好的,福音進修班是很重要的』,這個學程隨即受到年青人熱烈歡迎。」157每週的課程和超級星期六都是在共產黨官員的監察下進行的。每位老師的每一個課程都是用打字機打出來的,而學生除了經文以外並沒有其他資料。

    亨利·科薩,一位16歲的年青人,記得自己學習到「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來研讀經文——用我的名字取代尼腓的名字。我到現在仍記得。」158教會領袖運用福音進修班作為一個機會,去討論東德學校所教導的無神論哲學。克勞斯·彼得·巴茨的母親當時擔任他分會的福音進修班教師。他憶述道:「我有機會直接研讀到用本,我用多個小時來研讀,因為我發現裡面的說明能幫助我們更加明白福音。福音進修班及福音研究所學程確實是力量的來源。」159

    傑瑞·倫德

    隨著教會擴展到更多數目的國家,按照不同的文化來翻譯和編寫課程的這項挑戰變得更加明顯。賓塞·甘會長向所有教會的部門發出一項呼籲,要他們「減少和簡化」。在一次會議當中,一位總會持有權柄人員將一本1,500頁的摩爾門經福音研究所用本放在摩爾門經旁邊,然後問,「現在告訴我多一次我為何需要這個(指著用本)……來教導這個(著摩爾門經)。」160由於這個疑慮沉重的佔據著史坦·彼得生的思想,他召集了所有課程團隊主管——大衛·柯丁森,傑伊·簡森,和傑瑞·倫德——尋找解決方案。彼得生弟兄強調要減少課程內容。他甚至要求他們離開他們的辦公室,聚在一起,去尋找答案。他們四個人一起禱告,然後彼得生弟兄獲得靈感並說,「撒但不想這事發生。他要以他的力量去做一切事情來阻止你們完成這項工作。」161

    他們三人在猶他州中途家園渡假村(Homestead Resort)租了一個房間,以希望解決這個問題。他們每一個人都開始以禁食來準備那個會議。史坦·彼得生憶述道:「他們三人的家庭中都發生了一些災難性的事情。」162他們每一個都考慮過不去,但最後全部也去了,希望能得到答案。在家園渡假村(Homestead)時,他們研讀和思考摩爾門經、教義和聖約、以及路賓·克拉克的「既定方針」演講中的一些話。163他們得到的答案是,教導一系列的概念是長久以來的福音教導方式,這種做法必須停止,取而代之的是要順序地教導經文。傑瑞·倫德如此概述了這個方法:「不只是從經文教導,不只是教導關於經文,不只是用經文教導,而是要教導經文。」164大衛·柯丁森其後開玩笑,說從家園渡假村回來,感覺好像摩西從西奈山拿著石板下來一樣。他們的想法得到了廣大教會領袖的同意。倫德弟兄其後說道:「這就是那種我們提出意見的那一刻他們就說『這是對的』時刻。」165

    在這個經驗之前,課程都是使用了經文來寫出故事、例子、和活動,但課程是圍繞一系列的概念,例如信心、誠實、和悔改。教師按照這個新的指示,開始按照標準經典中的順序來教導經文。在1981年,布司·麥康基長老在一次演說中向宗教教育家說明這個方法:「假如你想知道你需要把福音原則的重點放在哪裡,你只需要教導整部標準經典,然後在過程中,你會自然地把每項教義及每個原則的重點放在主所著重的事物上。」166史坦·彼得生把這個對經文的焦點視為他領導工作的一個主要目標。在往後的二十年,為了減省教材,有將近百分之八十八的課程教材被銷毀,以將課程重點放在經文上。

    這個把更多焦點放在經文的呼籲,不單止包括用本,而是包括課程的每個方面,也包括了媒體。在Tom Trails時代之後的幾年裡,課室裡的媒體轉向了彼得生弟兄所說的「摩爾門肥皂劇」,這是長篇、延續故事的連續劇,講述年青人努力生活於福音原則、誤入歧途、和重返正途的故事。在1980年代,負責課程的團隊仔細地評估如何讓媒體更符合新的以經文為主的方式。167媒體團隊的一位成員保羅·詹森,記得當時的特定的指示是,要「有更多種類,和將一些〔媒體材料〕更集中於教義上,另一些更集中於經文歷史上,要減少獨立的、觀賞完就算了的電影,但要有更多可以在課室中作為工具使用的電影。」168這個團隊亦嘗試製作更多元文化的媒體,而不再只是集中於美國學生的經驗。169

    1990年代
    擴闊視野

    史坦利·彼得生、亨利·艾寧、和海樂·韋斯頓

    史坦利·彼得生繼續在往後的二十年擔任宗教教育及中小學教育的行政主管,曾隸屬於多個不同的主任委員。在1986年,艾略特·卡莫隆從亨利·艾寧長老手中接任教會教育主任委員一職;艾寧長老於當時蒙召喚成為七十員定額組之成員。亨利·艾寧長老於1992年重新獲委任為主任委員。三年後他成為十二使徒定額組的成員但繼續擔任主任委員,成為繼1930年代約翰·維特蘇長老後,第一位領導教會教育機構的總會持有權柄人員。自從艾寧長老獲委任後,主任委員一職就一直由總會持有權柄人員所擔任。

    在史坦·彼得生的帶領下,學程的重點繼續放在當地領袖。除此之外,他不再讓年輕家庭遷移他處,而是使用一個新的作法,召喚一些己退休的教師和他們的配偶成為傳教士,在新的國家設立福音進修班及福音研究所學程。170以往曾和彼得生弟兄一起工作的一位弟兄在收到這樣的傳道召喚時開玩笑地問道,「現在,史坦,再告訴我一次,為甚麼我要提早退休,然後出去義務做一些在那些年中我會拿到薪水的工作?」171由這些傳教士去訓練和招聘的當地成員帶領這項學程持續帶來好的成果。彼得生弟兄說到:「我個人看到運用當地人的價值,這樣他們可以成長,這更可以成為他們的學程。他們可以感受到這是他們自己全權管理的學程。」172

    史坦·彼得生經常到不同地方去考察學程的進展,他還記得當他在英國參與由一位蒙召喚的教師所教導的晨間班時的一次令人鼓舞的經驗。所有班員都騎著由當地支會籌集資金買來的自行車到班級上課,透過這個方式,他們就可以參與福音進修班。他憶述:「這位教師在這教室大約有三十位年輕人,他們在教室圍成一個大圓圈,她的課程講得十分好,讓學生聽得很入神。我想這情景可以在鹽湖城發生,但不會比這更好。」173

    共產主義在俄羅斯倒台之後,在東歐的福音進修班和研究所學程於1990年代擴展到好幾個其他國家。繼續開拓新邊疆。福音進修班和研究所教師繼續在不同的環境下去影響學生。他們無論在那裡服務,他們的努力都令自己的祖國變得更好。數十年以來,唐諾·哈柏在南非擔任福音進修班和福音研究所主管。他和他的妻子在新婚時到鹽湖城旅行,看看是否可能可以搬到美國。海樂·李長老在和哈柏夫婦會面時勸告他們留在自己國家。哈柏弟兄憶述:「他看著我說:『哈柏弟兄,我們這裡不需要你。你回去南非,在那裡幫忙建立教會,然後你會獲得你心中渴望的事。』」174哈柏夫婦搬回南非,之後成為福音進修班和研究所的職員,帶領這個學程。哈柏弟兄夫婦見證著他們祖國不公平的種族隔離政策,他們努力去鼓勵教會中的黑人和白人成員融合在一起。

    當時有一個地區大會在南非舉辦,而使徒豪惠·洪德和培道·潘都在場,哈柏弟兄要求福音研究所組織一個由黑人和白人學生組成的唱詩班。他的太太,米亞,是唱詩班指揮,在一個教會還是由白人成員佔大多數的時代帶領這個不同膚色的詩歌班。唐·哈柏講到:「在這經驗中我看到最重要的事,就是在那個年齡組別,你都可以建立那樣的融合……和團結性。如要一個成人唱詩班有三份之一的黑人成員,恐怕不可能……這種事只能在年輕世代中發生。對他們來說,他們絕對是『色盲』的。」175正如李長老所應許的,哈柏夫婦也看到聖殿的祝福臨到他們的國家,教會在約翰尼斯堡興建了一座聖殿。

    米亞·哈柏(前)在南非一個地區大會為一個混合種族福音研究所唱詩班指揮。唐和米亞·哈柏惠予提供

    廿十一世紀
    留在正道上

    保羅·詹森長老

    2001年,史坦利·彼得生退休了,由保羅·詹森代替擔任宗教教育及中小學教育的行政主管。2001年9月發生恐怖襲擊,世界進入了一個不安穩的新時代。學程的基本信息沒有改變,但為了迎合新世界的現實情形,行政改變是必要的。從1977年開始每年在楊百翰大學舉辦的教會教育機構研討會延後舉行,部分是因為大家在襲擊後數月仍對出門旅遊有顧慮。而自2003年起,研討會永久中止。雖然教會因新的旅遊限制關係,而決定停辦研討會,但這也帶來了轉變思維的契機。保羅·詹森曾擔任研討會的主席,而現在他作出了這個停辦的困難的決定。他後來說:「我可以感到主任委員和理事會很想去仔細看看我們目前的學程,加倍注意任何會牽涉到旅遊或額外開支的事——重新評估所有事情,看看有沒有一些可以減少的,而這從來都是一件困難的事。」176

    研討會過去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它太以美國為中心,沒有反映到全球體制的需要。福音進修班和研究所開展了一個年度衛星轉播以代替研討會,去聯繫全球的福音進修班和福音研究所教師。177首個轉播是在2003年8月1日舉行,演講者為教會教育機構的行政主管,李察·司考德長老和亨利·艾寧長老也在轉播中演講和提供訓練。178這轉播成為了每年一度的傳統,演講者來自行政主管和總會持有權柄人員 ,甚至有來自全球不同福音進修班和研究所的唱詩班獻詩,這都使整個福音進修班和研究所家庭更彼此接近。

    儘管在這十年發生了數多個重大改變,但學程仍然不停往前邁進。當時的十二使徒定額組代理會長的培道·潘會長跟福音進修班和研究所的連繫可追溯至教會第二個福音進修班的校長亞伯·理察的時代,培道·潘繼續是學程領袖們的重要指引和指導者。在保羅·詹森成為教會教育機構的行政主管後不久,潘會長邀請他到家中,給他看一封由總會會長團所寫的信件草稿,信中指示教會領袖去提升傳教士的配稱和準備的標準。主任委員詹森之後憶述:「他和我一起唸完那封信並說:『現在,這對你的福音進修班和福音研究所來說有什麼意思呢?』我說:『那可能代表我們需要去採取行動。』他說:『對,你要幫助他們作更好的準備。你要確保他們準備好去傳教。』」179

    接下來的幾個月,戈登·興格萊會長、羅素·培勒長老,還有行政部門都在討論應該如果令福音進修班和研究所成為一個更好的工具去幫助傳教士作好準備。行政部門經過這些討論後發出一份文件,當中載明了一個關於教導的新要點。在一眾重要指示中,新要點指示教師要訓練學生去「解釋、分享,和為福音教義和原則作見證。」180

    解釋教導要點的DVD的封面

    福音進修班和研究所設立以來,先知的指示使這學程成為一個完全獨特的教育實體。雖然體制內的教師主要教導有關過去的先知,但是他們也見證現代先知的指引。教會教育理事會秘書(和主任委員助理)羅傑·克里登森憶述一個說明現代先知教導經文的力量的經驗。有一次艾寧長老前往楊百翰大學愛達荷分校時,他問他和克里登森弟兄可否停下來去探訪一個在愛達荷瀑布的福音進修班,而這令行程延誤了。當他們走進課室時,那教師感到難以置信,明智地邀請艾寧長老向學生講話。克里登森弟兄憶述:

    在其中一班,〔艾寧會長〕說:「今天的課程的什麼?」其中一個學生說:「我們在學習有關耶穌基督召喚十二使徒的事。」然後他說:「我剛好也知道一點那是怎樣做的!」接著就分享有關他十二使徒定額組成員的召喚,即基督的特別證人。去看看那對那些小孩的生命有什麼影響……我們去到另外一班,他問了同樣的問題:「你們今天在學習什麼呢?」然後他們說:「我們在學習耶穌基督所施行的一些奇蹟。」然後他說:「你們覺得最偉大的奇蹟是什麼呢?」一位坐在後排的年青女孩舉手並說:「我認為是贖罪。」接著我們走到外面,他轉過來對我說:「教會是安全的,因為我們有些真正的信徒在福音進修班內。」181

    主任委員艾寧繼續帶領教會教育機構,直至2005年七十員威廉·柯爾長老蒙召喚為教會教育機構主任委員。保羅·詹森在同年蒙召喚為七十員定額組成員。葛瑞·摩爾接替他擔任教會教育機構宗教教育及中小學教育的行政主管。新的領袖繼續在前人的基礎上工作。柯爾長老呼籲教師去「擴大我們的曝光率」和「增加我們的影響」,不管他們在哪裡服務。180

    查德·韋伯

    2008年,保羅·詹森長老接替柯爾長老成為教會教育機構主任委員,而查德·韋伯接任葛瑞·摩爾成為福音進修班和研究所行政主管。身為新的福音進修班和福音研究所領袖,韋伯弟兄強調在這個體制內教導時教導先知的指引的重要性。他說:

    如果你去重溫過往十年總會持有權柄人員 給教會教育機構的演講,你會看到一個一始終如一的信息。那就是我們必須邀請聖靈去將福音深深地根植在我們的學生的生命中。……

    ……如果我們忠於經文,聖靈就會為我們所教導的事作證。183

    福音進修班的第一個世紀在2009年來到尾聲,體制的領袖發出了一個有關福音進修班和研究所角色的明確聲明:「我們的目的是幫助青少年及年輕成人了解並信靠耶穌基督的教導和贖罪,使他們有資格獲得聖殿的祝福,並幫助他們準備好自己、家人及他人,與天父共享永生。」184

    為紀念福音進修班成立百週年,教會在2012年1月22日舉行福音進修班百年紀念全球轉播,演講者為培道·潘會長。185

    後記

    在格蘭奈特高中的對面,一座福音進修班大樓仍然屹立在原來的大樓的同樣位置。最先的格蘭奈特福音進修班大樓分別在1924年和1929年大規模地重建,來容納人數正在不斷增長的學生。186直至1993年,人們仍然在使用原來大樓的部分設施。同年,原來的大樓被完全拆下,由新的大樓取代。187格蘭奈特高中在2009年關閉,但福音進修班則繼續開課。大樓在重建和翻新後,現在成為失聰者福音進修班和研究所學程總部和上課地點,並為住在偏遠地區的學生轉播美式手語視訊議會。從前只是當地學生一起聚集的地方,現在是全美國學生聚集在一起的地方。

    那在一百年前創立福音進修班的創新精神仍然存在於今天的福音進修班內。雖然福音進修班的文化、教育、和地理背景都經歷了重大轉變,但它的靈性根基和基本真理仍然是一樣。福音進修班從一個由一個支聯會開始的小學程,發展成一個全球性的計劃去教導福音、協助聖職,和鞏固教會中的家庭。好像先知阿爾瑪所教導:「藉著微小而簡單的事能成就偉大的事」(阿爾瑪書37:6)。福音進修班學程從卑微的開始,最終發展成一個遍佈所有有教會建立的地方的學程。在福音進修班學程踏入第一百週年時,報名人數在146個國家達到375389,而福音研究所則在144個國家有352,441位學生,全球的報名人數達到727,830人。188無可否認地,我們會看到下世紀福音進修班學程將會繼續創新,就像它在以前推出課間班、晨間班,和自修班福音進修班一樣。教學方法、課程,和科技都在歲月中改變了,但福音進修班的基礎要素——教師和學生的關係、話語的力量,和年青人聚集在一起的力量——至今天仍然是不變的。亨利·艾寧長老在總結福音進修班的精髓時說得很好,他說:「在成功的福音進修班內,你會找到一個有見證而且愛年青人的教師。」189

    格蘭奈特福音進修班大樓於2011年11月。

    註:

    1. 該格蘭奈特福音進修班大樓的圖片印在本文件的封面上。

    2. See “Seminaries and Institutes of Religion Annual Report for 2011,” 1–3.福音進修班和研究所報告中的實際數字是,目前全世界的福音進修班報名學生為369373人,福音研究所人數為348111。有3293位全職和兼職員工,有46244位教會服務傳教士和蒙召喚的教師。在2011年,全部時間傳教士、部分時間教會服務傳教士和蒙召喚的教師為福音進修班和研究所學程付出了21041020小時的服務。

    3. Boyd K. Packer, “Teach the Scriptures” (address to CES religious educators, Oct. 14, 1977), 3.

    4. Joseph F. Merrill, “A New Institution in Religious Education,” Improvement Era, Jan. 1938, 12.

    5. See Albert Theodore Tuttle, “Released Time Religious Education Program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master’s thesis, Stanford University, 1949), 56.

    6. See Joseph F. Darowski, “Schools of the Prophets: An Early American Tradition,” Mormon Historical Studies, vol. 9, no. 1 (Spring 2008), 1–14.

    7. James R. Clark, Messages of the First Presidency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6 vols. (1965–75), 3:168.

    8. See John D. Monnett, “The Mormon Church and Its Private School System in Utah: The Emergence of the Academies, 1880–1892” (Ph.D. diss., University of Utah, 1984).

    9. See D. Michael Quinn, “Utah’s Educational Innovation: LDS Religion Classes, 1890–1929,” Utah Historical Quarterly, 43:8, 379–84.The most comprehensive work on these early LDS religion classes is by Brett D. Dowdle, “‘A New Policy in Church School Work’: The Founding of the Mormon Supplementary Religious Education Movement” (master’s thesis,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2011).

    10. See Milton L. Bennion, Mormonism and Education (1939), 177.

    11. See Charles Coleman and Dwight Jones, comp., “History of Granite Seminary, 1933,” 4–5, unpublished manuscript, MS 2337, Church History Library.

    12. Merrill, “A New Institution,” 55.

    13. See Casey Paul Griffiths, “The First Seminary Teacher,” Religious Educator, vol. 9, no. 3 (2008), 115–30.

    14. Thomas J. Yates, “Autobiography and Biography of Thomas Jarvis Yates,” Church History Library, 42.

    15. See Merrill, “A New Institution,” 55.

    16. See Coleman and Jones, “History of Granite Seminary, 1933,” 6–7.

    17. See Coleman and Jones, “History of Granite Seminary, 1933,” 7.

    18. See Yates, “Autobiography,” 80.

    19. See “New Building Dedicated at Granite, the Oldest Seminary in the Church,” Sept. 10, 1994, www.ldsChurchNews.com/articles/24154/New-building-dedicated-at-Granite-the-oldest-Seminary-in-the-Church.html.

    20. Ward H. Magleby, “Granite Seminary 1912,” Impact: Weekday Religious Education Quarterly (Winter 1968), 15.

    21. See Coleman and Jones, “History of Granite Seminary,” 8; Yates, “Autobiography,” 81.

    22. Henry B. Eyring, “To Know and to Love God” (an evening with President Henry B. Eyring, Feb. 26, 2010), 5.

    23. See Tuttle, “Released Time Religious Education,” 69–70.

    24. See Tuttle, “Released Time Religious Education,” 71–74.

    25. See Minutes of the Utah State Board of Education, Jan. 5, 1916, quoted in Tuttle, “Released Time Religious Education,” 65–66.

    26. Minutes of the General Church Board of Education, Jan. 27, 1915, Centennial History Project Papers, UA 566, box 24, folder 8, BYU Special Collections.

    27. See Kenneth G. Bell, “Adam Samuel Bennion: Superintendant of LDS Education—1919 to 1928” (master’s thesis,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1969), 48.

    28. See Bell, “Adam Samuel Bennion,” 51–54.雖然學院大部份已關閉,但幾所學校仍保留了下來,甚至升級為用來培訓教師的大專學院。那些獲保留的院校分別是狄克西學院、舒學院、韋伯學院、猶他州鹽湖城後期聖徒大學、洛干楊百翰學院、亞利桑那州希拉學院,以及愛達荷州瑞克斯學院。墨西哥華瑞茲學院獲保留並在2012年持續開啟。See Scott C. Esplin, “Education in Transition: Church and State Relationships in Utah Education, 1888–1933” (Ph.D. diss.,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2006), 164–65.

    29. See Tuttle, “Released Time Religious Education,” 71–73.

    30. Minutes of General Church Board, Mar. 3, 1920, quoted in Bell, “Adam Samuel Bennion,” 53.

    31. See Bell, “Adam Samuel Bennion,” 54.

    32. See Bell, “Adam Samuel Bennion,” 76–77.

    33. William E. Berrett, “My Story,” 38, unpublished manuscript, BYU Special Collections.

    34. Quoted in Bell, “Adam Samuel Bennion,” 84, 86.

    35. Quoted in Bell, “Adam Samuel Bennion,” 90.

    36. See William E. Berrett, A Miracle in Weekday Religious Education (1988), 49.

    37. For background on J. Wyley Sessions, see Griffiths, “The First Institute Teacher,” 175–201.

    38. 威利及抹大拉·薛森斯的口述歷史,李察·寇文採訪,1965年6月29日,凱西·格里菲思記錄接受訪問的錄音內容,第8-9頁。See also J. Wyley Sessions oral history, interview by Marc Sessions, Aug. 12, 1972, Laguna Hills, California, “The Joint Oral History Project,”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Emeritus Club, 1982, BYU Archives, MS 15866, Church History Library; Leonard J. Arrington, “The Founding of LDS Institutes of Religion,” Dialogue, vol. 2, no. 2 (Summer 1967), 137–47; Ward H. Magleby, “1926, Another Beginning, Moscow, Idaho,” Impact, Winter 1968, 22; Dennis A. Wright, “The Beginnings of the First LDS Institute of Religion at Moscow, Idaho,” Mormon Historical Studies, 10:1 (Spring 2009), 72.

    39. Sessions 1965 oral history, 9.

    40. For background into earlier attempts to bring some form of Church education to Moscow, see Wright, “Beginnings of the First LDS Institute,” 65–72.

    39. Sessions 1965 oral history, 9.

    42. See Magleby, “1926, Another Beginning,” 23; Sessions 1965 oral history, 13.

    凱西·格里菲思於2011年5月出席摩爾門歷史協會舉辦有關威利·薛森斯的介紹會時,有位老人向他表示他認識威利弟兄。當這位老人回憶起他當年的教師時,頓時放聲大笑,並證實薛森斯有個「笑眯眯威利」的綽號。

    44. In Magleby, “1926, Another Beginning,” 31.

    45. In Magleby, “1926, Another Beginning,” 32.身為首批取得博士學位土生土長的猶他人,主任委員梅里爾在他的信函中描述當時的困境時身同感受。他在年青時就讀約翰荷普金斯大學時就體驗到這些困境。See Casey P. Griffiths, “Joseph F. Merrill: Latter-day Saint Commissioner of Education, 1928–1933 (master’s thesis,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2007), 24–30; Joseph F. Merrill, “The Lord Overrules,” Improvement Era, July 1934, 413, 447.

    46. See Sessions 1965 oral history, 12.

    47. See Wright, “Beginnings of the First LDS Institute,” 72.

    48. Magleby, “1926, Another Beginning,” 27.

    49. J. Wyley Sessions to Ward H. Magleby, Dec. 29, 1967, Laguna Hills, California, Sessions Collection, box 2, folder 5, BYU Special Collections.

    50. See J. Wyley Sessions, “The Latter-day Saint Institutes,” Improvement Era, July 1935, 414.

    51. J. Wyley Sessions to Ward H. Magleby, Jan. 6, 1968, Laguna Hills, California, Sessions Collection, box 2, folder 5, BYU Special Collections.

    52. See Magleby, “1926, Another Beginning,” 32.

    53. See Arrington, “Founding of LDS Institutes,” 143.

    54. See Arrington, “Founding of LDS Institutes,” 143.

    55. See Griffiths, “First Institute Teacher,” 187–91.

    56. Sessions, “The Latter-day Saint Institutes,” 412.

    57. See “Seminaries of LDS Church Put under Study by School Officials,” Salt Lake Tribune, Jan. 9, 1930, 1, 14.

    58. “Seminaries of LDS Church,” 14.

    59. See “Seminaries of LDS Church,” 14.

    60. See “Seminaries of LDS Church,” 14.

    61. “Head of System Answers Attack upon Seminaries,” Deseret News, Jan. 9, 1930, 1.

    62. See “Church Leaders Protest Battle on Seminaries,” Deseret News, Apr. 7, 1930, 1.

    63. Merrill to Utah State Board of Education, “A Reply to Inspector Williamson’s Report to the State Board of Education on the Exist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us Seminaries and Public High Schools in the State of Utah and Comments Thereon by a Special Committee of the Board,” May 3, 1930, Buchanan Collection, box 57, folder 13, University of Utah Special Collections, 23–24.

    64. See “State Retains Credit Rating of Seminaries,” Salt Lake Tribune, Sept. 24, 1931.

    65. See Ernest L. Wilkinson, ed.,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The First One Hundred Years, 4 vols. (1975–76), 2:288.

    66. See Russel B. Swensen,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Divinity School: A Personal Reminiscence,” Dialogue, Summer, 1972, 37–47; T. Edgar Lyon Jr., T. Edgar Lyon: A Teacher in Zion (2002), 123–45; Casey Paul Griffiths, “The Chicago Experiment: Finding the Voice and Charting the Course of Religious Education in the Church,” BYU Studies, vol. 49, no. 4 (2010), 91–130.

    67. See “Dr. Joseph F. Merrill Succeeds Dr. Widtsoe in Europe,” Deseret News, July 18, 1933, 1.

    68. Quoted in Richard Sherlock, “Faith and History: The Snell Controversy,” Dialogue, vol. 12, no. 1 (Spring 1979), 27–41.

    69. J. Reuben Clark Jr., “The Charted Course of the Church in Education” (address to seminary and institute of religion leaders, Aug. 8, 1938), 4–5; see also Improvement Era, Sept. 1938, 571.

    70. Sterling M. McMurrin and L. Jackson Newell, Matters of Conscience: Conversations with Sterling M. McMurrin on Philosophy, Education, and Religion (1996), 115.

    71. S. O. Bennion, Deseret News Publishing Co., to J. Reuben Clark, Aug. 15, 1938, Clark Papers, MSS 303, box 215, folder 8, Church History Library.

    72. J. Reuben Clark to Samuel O. Bennion, Aug. 20, 1938, Clark Papers, box 215, folder 8, Church History Library.

    73. Clark, “Charted Course,” 2.

    74. See Tuttle, “Released Time Religious Education,” 71–72.

    75. See Berrett, Miracle in Weekday Religious Education, 224.

    76. See Berrett, Miracle in Weekday Religious Education, 54.

    77. Berrett, “My Story,” 41–42.

    78. See Tuttle, “Released Time Religious Education,” 76.

    79. J. Reuben Clark office journal, Mar. 21, 1940, addendum book, Clark Papers, box 11, folder 1, Church History Library; emphasis in original.

    80. See M. Lynn Bennion, Recollections of a School Man: The Autobiography of M. Lynn Bennion (1987), 108.

    81. J. Reuben Clark to J. Karl Wood, May 27, 1941, Clark Papers, MS 303, box 224, Church History Library.

    82. See Boyd K. Packer, “A History of the Indian Seminaries of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1, unpublished manuscript, William E. Berrett Collection, MSS 1955, box 1, folder 1, BYU Special Collections.

    83. George Durant central office interview by Leland Gentry, June 14, 1991, Church record 102 157, Church History Library, 5.

    84. See Packer, “History of the Indian Seminaries,” 11.

    85. See Frederick S. Buchanan, “Masons and Mormons: Released-Time Politics in Salt Lake City, 1930–1956,” Journal of Mormon History, vol. 19, no. 1 (1993), 61–115.

    86. Quoted in Buchanan, “Masons and Mormons,” 94–95.繳付該廣告費的男子,並且其名字刊登在廣告上為贊助人的大衞·桑德斯,其後承認他誤解了課間班一詞的意思及其用意。前一年才從印第安納州搬來的桑德斯表示,他甚至不曉得LDS(後期聖徒)這個英文縮寫代表什麼。桑德斯解釋該廣告費是由一些不活躍摩爾門繳付;他甚至沒有出席廣告中所呼籲要抗議的會議。在剩下來的1940年至1959年間,課間班的福音進修班逐漸在鹽湖校區裡推行實施。See also Buchanan, 96–102.

    87. Kenneth W. Godfrey to David B. Rimington, Mar. 17, 1986, in David B. Rimington, Vistas on Visions: A Golden Anniversary History of Church Education in Southern California (1988), 22.See also “Early-Morning Seminary Celebrates 60 Years,” Sept. 27, 2010, http://lds.org/church/news/early-morning-seminary-celebrates-60-years?lang=eng&query=early+morning+seminary.

    88. E. Garrett Barlow interview by David Rimington, June 1985, in Rimington, Vistas on Visions, 21.

    89. See Dennis A. Wright, “Good Morning Los Angeles: The Beginning of the Early Morning Seminary Program,” in Regional Studies in Latter-day Saint Church History: California, ed. David F. Boone, Robert C. Freeman, Andrew H. Hedges, and Richard Neitzel Holzapfel (1998), 224.

    90. See Wright, “Good Morning Los Angeles,” 225.

    91. Ray L. Jones, five-page report on the beginnings of early-morning seminary in Los Angeles, quoted in Wright, “Good Morning Los Angeles,” 225.

    92. See Wright, “Good Morning Los Angeles,” 227–29.獲揀選的六個支聯會分別是洛杉磯印格塢、南洛杉磯、帕沙第納、聖費爾南多,以及東洛杉磯。

    93. Ina Easton interview by David B. Rimington, July 1985, quoted in Wright, “Good Morning Los Angeles,” 229–30.

    94. See Wright, “Good Morning Los Angeles,” 233.

    95. 到2010年為止,平日福音進修班的收生人數是216,961人,相較之下,課間班的收生人數則是115,787人。See “Seminaries and Institutes of Religion Annual Report for 2010,” 2.

    96. See Ernest L. Wilkinson and W. Cleon Skousen,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A School of Destiny (1976), 479–80.

    97. The best source on William E. Berrett’s background in Church education is found in Berrett, “My Story.”

    98. 李長老引用馬太·高立長老的話。

    99. 夏季學校演講,1954年,海樂·李未經印刷的筆記,位於福音進修班及研究所研究圖書館。

    100. Berrett, “My Story,” 77.

    101. Berrett, “My Story,” 129.

    102. 馬歇爾·柏頓引用喬治·杜蘭,凱西·格里菲思採訪,2011年2月3日,第8頁。

    103. 李蘭·金特里對培道·潘的中央辦事處採訪,1992年1月17日。Church record 102 157, box 2, folder 31, Church History Library, 8.

    104. A. Theodore Tuttle oral history, interview by Gordon Irving, OH 360, Church History Library, 116.

    105. In Lucille C. Tate, Boyd K. Packer: A Watchman on the Tower (1995), 121.

    106. Boyd K. Packer, Teach Ye Diligently (1991), 208.

    107. Packer, Teach Ye Diligently, 210.

    108. Packer, Teach Ye Diligently, 211.

    109. Tuttle interview, 124.

    110. Tate, Boyd K. Packer, 121.

    111. See Berrett, “My Story,” 79–80.

    112. See David O. McKay Diary, Apr. 20, 1961, David O. McKay Papers, MS 668, box 46, folder 5, University of Utah Special Collections.

    113. See Mark L. Grover, A Land of Promise and Prophecy: Elder A. Theodore Tuttle in South America, 1960–1965 (2008), 86–87; minutes of a meeting with Ernest L. Wilkinson and William E. Berrett, June 1, 1961, CES administrative files, Church record 102 125, box 11, folder 10, Church History Library.此時期的教會教育機構行政檔案顯示有來自拉丁美洲人有關福音進修班及研究所學程的大量請求,有些是杜親自撰寫的,而這些請求是他在該地區執行督導工作的五年期間提出的。Requests for the programs in Guatemala, Brazil, Uruguay, Argentina, and the Andes Mission (Peru, Ecuador, and Bolivia) may be found in the records from this period (see CES administrative files, box 11, folders 8–10, Church History Library).

    114. Boyd K. Packer to David O. McKay and Counselors, Feb. 18, 1963; a complete copy of this letter is found in McKay Diary, Mar. 5, 1963, box 53, folder 7, McKay Papers, University of Utah Special Collections; emphasis in original.

    115. Letter from Lt. Col. A. E. Haines to William E. Berrett, Sept. 1, 1963, New York, CES administrative files, box 10, folder 10, Church History Library.

    116. See William E. Berrett interview by E. Dale LeBaron, May 6, 1991, 2 (copy in Casey P. Griffiths’s possession).

    117. See Berrett 1991 interview, 5; Berrett, Miracle in Weekday Religious Education, 160.

    118. William E. Berrett oral history, interview by Thomas E. Cheney, Jan. 27, 1982, UA OH 69, BYU Special Collections, 16.See also Berrett 1991 oral history, 5.

    119. See Donald Wilson, “History of the Latter-day Saint Home Study Program,” 1, unpublished manuscript, MS 4941, Church History Library.

    120. See Donald R. Bond interview by E. Dale LeBaron, June 13, 1991, 4 (copy in Casey P. Griffiths’s possession).Donald R. Bond, “A New Type of Seminary: A Grain of Mustard Seed,” 2, unpublished manuscript (copy in Casey P. Griffiths’s possession).三個獲揀選作試驗計劃的區域分別是愛荷華州慕尼斯和達文港,及印第安納州文森斯。

    121. See Bond 1991 interview, 16.

    122. Donald B. Jessee interview by E. Dale LeBaron, July 5, 1991, 18–19, 21 (copy in Casey P. Griffiths’s possession).

    123. See Arnold J. Stringham, “My Experience in Seminary Curriculum,” 3–4, unpublished manuscript (copy in Casey P. Griffiths’s possession; courtesy of Arnold Stringham).

    124. R. Wayne Linke to Ernest L. Eberhard Jr., Dec. 20, 1967, Marshalltown, Iowa (copy in Casey P. Griffiths’s possession).

    125. Bond, “A New Type of Seminary,” 5.

    126. J. L. Jaussi interview by E. Dale LeBaron, May 28, 1991, 7 (copy in Casey P. Griffiths’s possession).

    127. See John and Diane Madsen interview by E. Dale LeBaron, Aug. 8, 1991, 34.

    128. Madsen interview, 40.

    129. Madsen interview, 43.

    130. See Madsen interview, 74.

    131. See John Madsen, “A Brief Account of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hurch Education in Great Britain,” 4, unpublished manuscript (copy in Casey P. Griffiths’s possession).

    132. See LaVelle Moss interview by E. Dale LeBaron, June 12, 1991, 23–24 (copy in Casey P. Griffiths’s possession).

    133. See E. Dale LeBaron, “Go Ye into All the World: Pioneering in Church Education,” 65, unpublished manuscript, seminaries and institutes research library.

    134. Clarence F. Schramm interview by Casey P. Griffiths, Nov. 8, 2010, 25.貝勒退休不久,主任委員麥士維隨即委派他去編纂福音進修班及研究所的歷史,而他全心全意地接受此一委派工作。他最後編纂了五卷書——逾3,000頁;see Berrett, Miracle in Weekday Religious Education, xi.

    111. See Berrett, “My Story,” 79–80.

    136. Quoted in Daniel Lund Hess, “The Evolution of Media in the Church Educational System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master’s thesis,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2002), 23.

    137. George D. Durrant interview by Casey P. Griffiths, Feb. 25, 2011.

    138. See Hess, “Evolution of Media,” 22.

    139. See Joe J. Christensen oral history, interview by David J. Whitaker, 1977, OH 319, Church History Library, 8.

    140. Neal A. Maxwell interview by E. Dale LeBaron, March 3, 1992, 3 (copy in Casey P. Griffiths’s possession).

    141. See Christensen 1977 oral history, 10.

    142. Joe J. Christensen,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Church Educational System,” in Reid L. Neilson, ed., Global Mormonism in the 21st Century (2008), 191.

    143. In David A. Christensen interview by E. Dale LeBaron, May 19, 1991, 73 (copy in Casey P. Griffiths’s possession).

    144. See Christensen 1991 interview, 25.

    145. See Stephen K. Iba interview by E. Dale LeBaron, June 26, 1991, 25 (copy in Casey P. Griffiths’s possession).

    146. Robert B. Arnold interview by E. Dale LeBaron, May 2, 1991, 12 (copy in Casey P. Griffiths’s possession).

    147. See Richard L. Brimhall interview by E. Dale LeBaron, June 11, 1991, 99 (copy in Casey P. Griffiths’s possession).

    148. Joe J. Christensen interview by E. Dale LeBaron, Apr. 13, 1991, 30 (copy in Casey P. Griffiths’s possession).

    149. See Bruce M. Lake interview by E. Dale LeBaron, May 1, 1991, 9–10 (copy in Casey P. Griffiths’s possession).

    150. See Spencer J. and Shirley J. Palmer, eds., The Korean Saints: Personal Stories of Trial and Triumph, 1950–1980 (1995), 184–90.

    151. Neal A. Maxwell oral history, interview by E. Dale LeBaron, Mar. 3, 1992, 19 (copy in Casey P. Griffiths’s possession).

    152. Franklin D. Day oral history, interview by David J. Whittaker, July 22, 1977, OH 366, Church History Library, 16.

    153. Day 1977 oral history by Whittaker, 18.

    154. Franklin D. Day interview by E. Dale LeBaron, May 3, 1991, 37 (copy in Casey P. Griffiths’s possession).

    155. Joe J. Christensen, “Abiding by its Precepts,” in Gaye Strathearn and Charles Swift, eds., Living the Book of Mormon: Abiding by its Precepts, Sidney B. Sperry Symposium (2007), 3.

    156. See Berrett, Miracle in Weekday Religious Education, 188.

    157. Quoted in Raymond Kuehne, Mormons as Citizens of a Communist State: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in East Germany, 1945–1990 (2010), 181.

    158. Henry Kosak interview by Casey P. Griffiths, Apr. 7, 2011, 3.科薩弟兄自己也成為福音進修班教師,而今日他在東歐區域擔任福音進修班及研究所的區域主管。

    159. In Kuehne, Mormons as Citizens of a Communist State, 181–82.

    160. Kelly P. Anderson, Sean R. Dixon, Tracy R. Kirkham, and Gregory B. Wightman, “Foundations of Sequential Scripture Teaching in the Church Educational System,” 8, unpublished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Phoenix, 1997 (copy in Casey P. Griffiths’s possession).

    161. Stanley A. Peterson interview by Jeffrey L. Anderson, Feb. 17, 2000, 23; transcript courtesy of seminaries and institutes.

    162. Peterson 2000 interview, 23.

    163. See Anderson, “Foundations of Sequential Scripture Teaching,” 9.

    164. Anderson, “Foundations of Sequential Scripture Teaching,” 10.

    165. Anderson, “Foundations of Sequential Scripture Teaching,” 11.

    166. Bruce R. McConkie, “The Foolishness of Teaching” (address to CES religious educators, Sept. 19, 1981), 7.

    167. See Hess, “Evolution of Media,” 37.

    168. Paul V. Johnson interview by Casey P. Griffiths, Jan. 19, 2010, 2.

    169. See Johnson 2010 interview, 3.

    170. See Stanley A. Peterson interview by E. Dale LeBaron, May 1, 1991, 7 (copy in Casey P. Griffiths’s possession).

    171. Peterson 1991 interview, 8.

    172. Peterson 1991 interview, 21.

    173. Peterson 1991 interview, 23.

    174. Don and Milja Harper phone conversation with Casey P. Griffiths, Oct. 25, 2011.

    175. Harper phone conversation.

    176. Johnson 2010 interview, 7.

    177. S&I 是福音進修班及研究所的英文縮寫,是教會教育機構的宗教教育計劃的慣用名稱。這些年來,福音進修班及研究所的學程有很多名稱,有時簡稱為CES,即教會教育機構。然而,應當注意的是,教會教育機構一詞是教會營運的五所不同的教育單位的統稱——即楊百翰大學,楊百翰大學夏威夷分校,楊百翰大學愛達荷分校,後期聖徒商學院,和福音進修班及研究所(包括教會在太平洋和墨西哥營運的小學和中學)。明白到這些詞彙可能會引起混亂,教會教育理事會在2008年3月10日發布了一份備忘錄,宣布宗教教育的組織名字更改為福音進修班及研究所。

    178. 演講可在si.lds.org登入後取得。

    179. Johnson 2010 interview, 10.

    180. Teaching and Learning Emphasis(2009)。

    181. Roger G. Christensen interview by Casey P. Griffiths, Sept. 1, 2010, 29.

    182. W. Rolfe Kerr, “On the Lord’s Errand” (CES satellite training broadcast, Aug. 2005), 7.

    183. Chad H. Webb, “Deepening Conversion” (CES satellite broadcast, Aug. 7, 2007), 1, 4.

    184. Teaching and Learning Emphasis.

    185. 培道·潘一百週年紀念演講,「在敵人地盤裡的生存之道」,可在線上www.si.lds.orgwww.lds.org取得。

    186. See Coleman and Jones, “History of Granite Seminary, 1933,” 18, 23.

    187. See “Granite Seminary: Spanking New Building Now Stands Where First Classes Were Held in 1912,” Church News, Sept. 4, 1993, 8–9.

    188. Worldwide enrollment for 2010–11 in S&I annual report for 2012, 5.

    189. 亨利·艾寧,「談談經文研讀」,2005年7月,利阿賀拿,第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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